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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下) 胡为雄  
 

□胡为雄

“第一本”的出版及其启示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划时代意义是中国人用自己编的教材取代了采用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该书1961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第1版很快销售一空。1962年8月又出了修订后的第2版。至第5次印刷时,它的销数已达93.7万册,此外解放军系统内部亦印制了数十万册。1978年,该书经韩树英、王哲民、肖前等人校改后,重印15次以上,总数远远超过200万册。韩树英说,艾思奇主编的这本书,“文革”前使用了5年,“文革”后又使用了5年。接着,是他自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1983年问世。而这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纲要”是受中宣部委托编写的,精神是邓小平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纲要”曾两次获奖,先后10次印刷,发行逾300万册,2004年它又列为“中国文库”再版。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夏在北戴河修改完成之时,毛泽东曾与老友李达相约庐山,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许,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第一本”或许有些不满意,或许不愿看到一个国家只有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现象?据陶德麟教授回忆,8月20日毛泽东约李达到他的住所长谈了近4小时,讨论到不少哲学问题,并表示对苏联教科书“一统天下”很不满意,故要李达将《社会学大纲》加以修改后出版。李达次日即打电报叫陶德麟上庐山,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要陶德麟协助他做这件事,同时给武大哲学系副系主任余志宏写信作了布置。1965年,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册,唯物辩证法)完成后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在书页上写了255个字符的批注。在批注中,毛泽东否定苏联哲学教科书将辩证法三个规律平列的做法,并阐述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体系。可惜,这本历经5年完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未及出版、下册正在撰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至1978年,陶德麟才将书稿加以修订,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同时,肖前等教授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肖前教授又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本书是当时全国的8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人员共同编写的。该书开始是国家教委的重点课题,后又列为国家重点课题。

与此同时,各省市、各高校开始自编哲学教科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谓遍地开花。迄今为止,“原理”类教科书在全国已达数千本,仅国家图书馆就收藏了400本左右。但是,这些教材的基本体例、篇章结构和内容、叙述的话语方式,多与1961年版的“第一本”大同小异。其篇目、行文或举例虽有增删、修改,基本框架则没有大的突破。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学界不少人对这个来之于苏联的教科书体系似缺少自己的学术判断力,或者因思想的懒惰和为评职称而快出“成果”而竞相克隆这本书。

“第一本”留下的启示首在学人治学,由国内当时德才双馨的一流学者负责编写。当时的编写组是一个优秀的作者群体,只为事业,淡忘名利,负责人更是积极有效地担负起了指导责任。从最初六本书的编写来说,主编或是学术名家或是学坛新秀。

“第一本”是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路碑。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回过头来审视46年前学者们写出这个“第一本”,我们发现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述确实具有结构紧凑、行文简洁,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等许多优点。这不仅使它万众瞩目,更使它成为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者争相摹仿的范本。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明显可见的,这就是在前面已指出过的它的苏式色彩,即它与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篇章结构、总体布局和话语方式上过于雷同,甚至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的挖掘和解释——其中包括对某些理论观点的误解——也过于雷同。就其写作方式而言,“第一本”也因袭了苏联学界在进行学术写作时发明的数十人集体写作、快出成果的风气,这显然不符合学术研究和创作的规律。不仅如此,我们的“第一本”还在“集体写作”的基础上发扬了“大跃进”风格。在中央书记处决定半年写出书稿时,彭真曾提出为什么时间不可以更长些。可是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时间反而更短些,康生等人要求各单位在三个月内完成书稿以拿到“红旗”。而抢进度必然带来写作方式的群众式运动,由许多人集体撰书,造成风格不一。尽管如此,最终还是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编写任务。这一教训,是我们在编写教科书时应认真记取的。马克思为了给工人阶级一个思想武器而写《资本论》,但他并不因为此而邀请许多学者集体撰写。想象一下,如果让马克思任主编,几十人集体写作《资本论》,那会是个什么样子。显然,与任何精神生产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写作也是一种艰苦的、高度个性化的脑力劳动。十数人或数十人集体写作,不一定能较快写出好的作品,极可能因风格不一致或缺乏责任心而最后只写出一个低水平重复的作品。我们的教科书还是要以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精神来写。

“第一本”留给我们的一个学术话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怎样使以苏联教科书为范型的这个“第一本”达到自我升华和超越,以撰写出“第二本”更加全面、系统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从根本上说,对“第一本”的升华与超越就是中国哲学界的自我升华与超越。这种升华与超越的前提是:在广泛深入阅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须知,马克思是哲学巨匠而不是“原理”哲学家。作为思想英雄,马克思有着常人难及的智慧,由于他的勤奋使他的知识结构相对全面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马克思能用德、法、英文写作。他在大学是学法律的,但为了研究社会不公正的深层原因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为之花费了40余年光阴。马克思懂数学,这使他的研究更严谨。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广涉经济学说史、文学、语言学、美学与音乐、自然科学、工艺学、民族学、地理学、气候学、天文学、军事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在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后,马克思又去解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及其演进形式和规律,探寻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起源。马克思是正义之士,他对人类的苦难――在当时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苦难充满了同情,认为社会的不平等会导致阶级对抗和冲突,剥夺者最终要被剥夺。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马克思写下了一系列政治分析著作,分析当时西欧社会的冲突和斗争,并对巴黎公社的经验加以总结。马克思从资本输出中看到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压迫和不平等贸易,看到了世界市场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力量,看到了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他和恩格斯渴望人类的解放,渴望那充满类似动物界生存斗争的“人类史前时期”的结束,渴望人类和谐共处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时代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满着哲学智慧,能给人们的思想以启迪,首先在于他们具有渊博的知识。凭藉渊博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深刻理解,他们首先把人类史包括于自然史,贡献出了看待宇宙和自然的科学世界观。在具体研究人类社会的现状与历史后,他们发现了以往人们所不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为人类遵循这一规律更好地创造历史提供了精神指南。

显然,要真正达到自我超越,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和丰富内容,不能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话语和某些观点从其思想体系中剥离或肢解出来,使之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再把它变成若干“原理”。须注意的是,如果解释者自己读书很少,又以自己贫乏的知识去解读马克思,那么马克思会在解释者的笔下变得同样贫乏。如果连马克思的书都未认真去读,这就不会具备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能力。这样,编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更多地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理解,尽管其中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并不真实、完整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换言之,如果解释者的知识不能与马克思同构,其视界不能与马克思的视界融合,他所解释的马克思不会是马克思而只能是自己。这正如没有见过上帝的人去画上帝,最终画出的不是上帝而是自己的想象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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