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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与结构性矛盾(上) 陈光金  
 

□陈光金

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及其蕴涵的深刻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也日益凸显。从社会学观点看,这种结构性变化正是我国社会发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认识和把握这种结构性变化则是我们深入理解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本途径。所谓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这些角色和地位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在当代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各个方面的结构及其关系形态都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宏观上,对整个社会影响极大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等11种重要结构的深刻变化。理论上,可以把这11种结构分为五组:(1)社会基础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2)社会空间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3)经济社会活动结构,包括就业结构、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4)社会关系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结构;(5)社会规范结构,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构性社会发展变化,既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的表现,也蕴涵着对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的结构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张力和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

二、我国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动与就业和养老的双重压力

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社会结构。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就很难想象人类社会的存在;家庭则被比喻为社会的细胞。

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再生产模式在30年里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型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组成。1978年―2006年期间,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8.25‰降至12.09‰,人口死亡率一直保持在6.5‰这一较低水平上变动,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相应地从1978年的11.45‰降至2006年的5.28‰。

生育率和增长率的变动促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转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已经从年轻型跨过中年型而进入老年型人口阶段。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2.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07%。

由于每年出生人口规模收缩,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规模还比较大,2005年,全国15岁―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44%,总的来讲,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还比较丰富。人口学家认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据学者估计,这种“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6.5%的水平。

然而,也正是由于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我国目前面临着一个近中期结构性矛盾和两个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所谓近中期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规模巨大给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目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下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200万人左右的就业;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了一半左右,而城乡新增劳动力的规模仍然较大,同时城市还有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两个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和未来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特点仍然是总量供给过剩,但从结构上看,过剩劳动力主要是低素质劳动力,技工、技师等较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则处于短缺状况。另外,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如果不包括在校学生,当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已达40岁,年龄中位数达42岁,可见我国劳动力年龄总体较高,而且可以预期,随着时间推移,整个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还将继续向较高水平演进。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家庭结构和代际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扩大家庭和主干家庭日益减少,核心家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模式。家庭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2006年的3.17人。代际结构的变化则突出表现为每代人口规模的变化,在城镇基本形成“四二一”型代际结构,亦即祖辈4人,父辈2人,子辈1人;在农村基本形成以“四二二”模式为主的格局。人口老龄化以及家庭结构和代际结构的变化,对我国传统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家庭养老纠纷正在增加,养老社会化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这就要求我国养老社会政策的相应创新。

三、我国社会空间结构变化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持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空间结构变化也非常显著。在城乡结构方面,我国城镇自身发展迅速,其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据统计,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建成区总面积扩大了36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以往2000多年形成的城镇总面积。城镇空间的扩张必然意味着全国经济资源向城镇大规模集中。2006年,我国城市完成的GDP占全国GDP的2/3以上。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学含义是城乡利益关系结构的变化,即较多的乡村人口分享较少的国民收入,其结果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解决农村发展滞后,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

要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关键路径在于改变人口的城乡分布,亦即实现更高水平的人口城市化。30年来,我国人口城市化取得显著进展。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7.9%。到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上升到42.99%;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为27.42%。这里涉及如何计算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当全国城乡人口没有制度化的身份-权利差别时,城镇常住人口比重才能成为测量城镇化率的真实有效标准。大体上,城镇户籍人口比重表示我国制度性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则是一种名义城镇化率(即有相当部分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但不享有制度认可的城镇居民身份和社会权利,从而没有完成制度性城镇化过程,只能算是名义城镇人口),从2005年看,两者相差15.57个百分点,即全国有15.57%的人口属于名义城镇人口。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分析,1983年―2005年名义城镇化率与制度城镇化率的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即从2.7个百分点(或12.5%)扩大到15.57个百分点(或36.2%,约2.04亿人),这既反映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也显示出农民突破城乡二元制度藩篱进城的愿望日益强烈。

在区域结构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社会区域,由此形成了差别性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格局。1978年―2005年,根据各省份统计数据计算,三大地区的人口比例关系从33.3∶41.4∶25.3演变为34.6∶38.8∶26.7,变化相对而言不是很大。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结构变化则相当明显。例如,同期,三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关系从44.9∶34.3∶20.8变化为54.5∶28.5∶16.9,按人口加权的人均GDP之比(以西部人均GDP为1)从1.65∶1.01∶1变化为2.48∶1.16∶1。相应地,在社会发展意义更加突出的其他方面,包括人均收入、文教卫生以及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等领域,这种区域性结构变化也比较明显。区域发展的差距继续扩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区域间的发展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压力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重新强调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以替代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并被实施了20余年的梯度发展战略。

四、我国新的经济社会活动结构的形成与内部偏差

这里所说的经济社会活动结构,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的主要经济社会活动的部门分布和位置构造,包括就业结构、职业结构,它们决定着社会成员的利益获得方式、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我们还把组织结构界定为一种经济社会活动结构,它决定着社会成员能够以什么样的组织化方式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首先是就业结构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就业结构,主要是指劳动就业的产业分布。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非农产业获得持续快速发展,从而不断改变我国就业结构。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28.1∶48.2∶23.7;到2006年,这一比例关系演变为12.6∶47.5∶39.9。在这个过程中,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虽然没有跟上产值结构的变化,但也已从70.5∶17.3∶12.2改变为42.6∶25.2∶32.2。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变动可被视为我国就业结构现代化的表征,它意味着更多人口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进程并分享发展成果,也意味着更多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变化。但是,应当注意到,由于就业结构变动步伐未能跟上产值结构的变动,我国社会在农业与非农业两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性的偏差。1978年时,70.5%的农业劳动力创造了28.1%的国内生产总值,两者之比是2.51∶1;到2006年,两者之比变动为3.38∶1,可以看到,这两个比例关系几乎与两个年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完全一致,因此,城乡差距主要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而不仅仅是农村本身发展滞后的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产值份额继续下降是不可扭转的必然趋势。这反过来充分证明,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任何其他办法,只要不能改变这种结构性矛盾,就难以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地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社会职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的非农化和市场化不断增加对各种非农职业的需求,各种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业不断扩张,许多新的职业类型不断产生,所有这些因素推动着我国职业结构不断升级,即整个职业结构中处于较高层级的职业类型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处于较低层级的职业类型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职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我国社会成员向上流动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既增加了人们的个人综合收益,推进了社会发展,又使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时期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里所说的组织,包括了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众多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组织结构体系是单一化的,国家组织掌握着几乎全部生产资源和绝大部分生活资源,并通过各种企事业单位、城镇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全部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而各种经济组织(如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如社会团体),基本上都是国家计划和任务的执行者,并且依赖国家计划配置的各种资源而存在和运行,因而本质上也是国家组织功能的承担者,是国家组织的不同表现形式。1978年以来的改革从三个方向突破了这种组织结构格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组织体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从数量上看,主要服从市场机制调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已构成我国经济组织的主体部分。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组织数量迅速减少。二是经营机制有了重大变化,计划机制基本上已经为市场机制所取代。第二,国家组织本身在近30年来不断进行改革,减少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改革的重大含义在于国家组织向公共部门回归,这在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组织逐渐从微观经济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承办者角色退出,并向市场部门让渡经济组织空间;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组织逐步从微观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承办者的角色退出,并向社会组织让渡组织空间。第三,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国家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不断将一些原来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造重组为社会组织(主要是行业协会),不断明确原有各种社会团体的社会组织属性,不断推动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和完善;而且,社会自身在经济市场化和国家从微观社会生活组织者和承办者角色退出以后产生了愈益强烈的自我组织以自我服务的需要,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

概括地说,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显著地改变了我国的组织结构体系,原来几乎只有国家组织的格局逐渐裂变形成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三个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新型组织结构体系,这也是我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种新型组织结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而且,组织结构的分化同时也意味着其间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化,这就对这种相互关系的管理、协调和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我国组织结构中三大部门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国家组织力量最强,市场组织次之,社会组织力量最弱,难以有效发挥服务民众和表达利益的作用。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向,这必将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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