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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多芬: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王家平  
 

王家平

喧嚣——沉寂,沉寂——喧嚣,人类文明是一部声音的历史,在噪音与乐音的交替中往复循环。当时间的逝水漂走了鼎沸的人声,在文明的望川上穿越默然屏息搜寻,音乐大师所留经典作品的乐音便会浮现并充盈人们听觉的空间。贝多芬,正是其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音乐大师之一。

不是艺术史家把贝多芬命名为“乐圣”而让世人记住了他,而是他的音乐作品被世人反复欣赏使贝多芬成为了“乐圣”。贝多芬已经离世180年,是什么样的情感力量牵引着后人在他的音乐世界流连忘返?是什么样的音乐要素制造的情感漩涡左右着千百万乐迷在他的声音海洋上颠连沉浮?最能引发世人精神共振的,可能正是贝多芬的生命历程和他的音乐作品所呈现的“受难―抗争―复活”的情感节奏和精神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贝多芬可能是最有“乐感”的文化巨人。

命运常常布下苦难的天罗地网来考验那些成就伟大事业的人,贝多芬的生活轨迹似乎注定是百折千回的不断挣扎。贝多芬出身平民之家,酗酒成性的父亲用暴力驱使4岁的他开始修习音乐;他11岁起就辍学,13岁谋到大风琴演奏者的职位帮助父亲养家糊口,成为一名音乐“童工”;17岁那年,他失去了关爱自己的慈母,可谓少年失怙;他一生无数次恋爱却总是无功而返,一直未能过上他所渴求的婚姻生活;他终生辛勤工作,却常常陷于贫困境地。在生命的晚年,贝多芬更是承受了太多的不幸:亲人和挚友相继离世,让他饱尝孤单的滋味;弟弟死后为争夺侄儿的抚养权,与弟媳旷日持久的官司使他心力憔悴;嗜赌成性的侄儿甚至以开枪自杀来回报伯父对他的厚爱,令贝多芬悲伤不已;就在去世前的12天,贫病交加的贝多芬还给朋友写信,恳求神明免除他生活的窘迫。

对于音乐家贝多芬来说,失聪才是命运女神送给他的最残酷的礼物。从26岁开始,贝多芬逐渐失去听力。倘若他从事的是其他职业,耳聋也许不会太影响他的生活和工作,但是贝多芬是凭着听觉来创作的音乐家,耳聋至少给他带去三重巨大的打击:耳朵日夜轰隆作响使他饱受生理的折磨;失去辨析音律的能力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可怕的影响;残疾更让他走向自卑和自闭的心理困局,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1902年,在失聪痛苦的煎熬中贝多芬产生了自杀的念想,他写下了留给弟弟们的遗书。是音乐艺术让贝多芬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他不断劝慰着自己:“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他呐喊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屈服。——噢!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贝多芬把自己这份在苦难中获得新生的体验,灌注进随后着手创作的《第三交响曲》(英雄)中。交响曲第一乐章“灿烂的快板”,以飞扬激越的节奏塑造受难和反抗的英雄形象,力敌千钧、气贯长虹;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英雄死了,在悲叹和沉思中人们抬着他的灵柩缓缓前行;第三乐章“诙谐曲”充满悠闲自在的情调,为第四乐章英雄的复活和民众的狂欢作铺垫;第四乐章为“终曲”,它发展了贝多芬1800年的舞曲《普罗米修斯的创造者》中已经动用的旋律。在这部交响曲里,贝多芬为他所礼赞的英雄找到了希腊神话的“原型”。作品歌颂的英雄不是拿破仑(很多人以为是这样),而是一切承受苦难、超越苦难而终获新生的英雄。通过创作《第三交响曲》,贝多芬本人走出死神的诱惑陷阱,有如凤凰涅磐般奇迹地“复活”了,因此,傅雷认为《第三交响曲》“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贝多芬自己”。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以及另外许多音乐作品也重现着“受难―复活”的基督教母题,从他的受难英雄音乐群像那里,人们依稀看到了耶稣悬垂于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的身影。与年轻时代有所不同,深处不幸中的晚年贝多芬更为关注宗教的救赎问题,他曾经在病痛的折磨中默想着“一切的灾难都带来几分善”的命题;他时常翻阅荷马史诗 《奥德赛》的德文译本,并在歌颂痛苦的诗句下面划上一条条的红线:“我的心灵经历千锤百炼,不畏痛苦!因为我忍受的痛苦,早已不计其数。忍受痛苦煎熬而仍能祈求上苍保佑的人,当能与不朽的神明同样高贵圣洁。因为,尽管他们的生命屡遭不幸,沉浸在哀伤之中仍能心中有欢乐。”

贝多芬晚年拖着老病身躯,耗时4年于1824年完成了《D大调庄严弥撒曲》的创作,他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曾说过:“我的目标是不仅在演唱者中,而且在聆听者中唤醒和永久地浇灌宗教的情感。”《D大调庄严弥撒曲》抒写着人们内心深处对神明的祈求、呼告和赞美,成为贝多芬作品中最具有宗教力量的作品之一。

《第九交响曲》(合唱)的创作经历了更为漫长的7年,它同样完成于1824年,贝多芬是在自己崇敬的诗人席勒之《欢乐颂》的启示下写就这部不朽之作的。贝多芬在第一乐章里讴歌着人们历经千难万阻仍不断抗争的伟岸精神,经由发扬踔厉的第二乐章,充满抒情沉思品格的第三乐章,通向第四乐章对全体民众参与的盛大狂欢节场面的描写:“欢乐啊,美丽的神的火花,/ 极乐世界的仙女。/ 天女啊,我们如醉如狂,/ 踏进你神圣的天府。/ 为时尚无情分割的一切,/你的魔力又把它们重新连接;/ 只要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 那里的人们都结成兄弟。”这部交响曲构思宏阔、气势磅礴,堪称是关于人类的起源、演进、发展直至战胜一切苦难,建成自由、欢乐、美好世界的狂欢史诗。这是对贝多芬1812年创作的《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两部狂欢节颂歌的推进,它洋溢着古希腊的酒神精神。

虽然经历了不同时期乐风的变化,但是贝多芬的多数音乐作品都纵贯着统一的意旨:在苦难中不懈地抗争和追求,获得身心的自由和解放。如同他的音乐作品一样,贝多芬本人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感动着两百多年来亿万民众的心灵。贝多芬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绝不仅仅来自于他在近代音乐史上非凡的创造性和影响力,更重要的在于他是近代文明的“范式”性人物,他的音乐和他的人生呈现出了“苦难―挣扎―新生”的人类文明永恒精神结构。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那位反抗天神的意志,为人类盗取火种而遭天谴的普罗米修斯是人类文明原初时代英雄的“原型”,那么贝多芬可谓是近代人类生命意志最有启示意味的文化强者。

历史上有各式各样的强者:有人恃强力创造丰功而青史留名,有人借时势成就大业而显赫一时,有人凭着天赋、智慧给人类带来丰厚的思想而百世流芳。贝多芬是别一种类型的强者,他虽然“不能征服王国像拿破仑”,但是他可以“征服心灵、感觉和情操”(傅雷语)。

对此,罗曼罗兰有很独到的阐释:“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者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而纯洁的贝多芬”。

径直地说,贝多芬的伟大来自他的精神感召力,他是一个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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