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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财产性收入问题 李惠斌  
 

□李惠斌

马克思在谈到小生产者的财产性收入时指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我们在《资本论》中还会多次看到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本人生存发展以及自由个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的表述,例如马克思在说到小块土地所有者时就多次表述过这个思想(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06、909、914页)。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提出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产权理论时所依据的也正是这种典型意义上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界限相容……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资本论》第1卷,第830—831页)在马克思看来,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正是资本积累的实质所在,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使然。马克思接着写道:“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第831-832页)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结论。不过,马克思在这里紧接着表述了一个令后人争论不休的思想,即所谓“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对这个思想的理解决定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未来走向。

马克思的这句话的中文译文是这样说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于个人财产制度或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财产制度的否定,同样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即由于资本的集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土地的集中和计划使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资料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化以及经济和资本的全球化,尤其是由于组织和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造成了自身的否定。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不是简单地回到起点,即不是回到“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个人财产制度,而且,这种财产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基础上的,这里所谓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主要指的是上面提到的劳动的协作和对土地及生产资料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化,等等。因此,这是一种与小生产完全不同的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个人财产制度,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个人财产制度。

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曾经受到过与其同时代的杜林先生的嘲笑,意思是说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这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是一个“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72页)。这实际上是杜林先生的无知。当他把100先令存入银行以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首先,这100先令是杜林先生个人的,他凭借这100先令的个人财产权,可以每月从银行得到相应的利息。杜林先生同时也应该知道,当他把他的100先令存入银行以后,他的这100先令就同时实现了社会化,否则他就无法得到他的利息部分。这正是恩格斯讲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关系。一方面是社会的,一方面是个人的:当财富作为生产资料时,它就是社会的,但是,当它作为消费资料时,它就成为个人的。这是现代化大生产过程中的普遍特征,而且这正是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制度性基础。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财产制度是建立在马克思设想的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组织结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一方面保存了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存在的生产劳动的协作和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占有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在这种劳动组织中重新实现了对于自己劳动成果的个人的财产权。这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表述的“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4页)

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可以翻译为“重建个人财产权”,或者我们可以采用这句话的莫斯科英文版的译法,即“给生产者个人以财产权”。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正好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劳动者个人领到的证明他提供的劳动数量的“凭证”,正好就是劳动者个人的财产权。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能够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数正在大幅度增加。首先,一种普遍性的财产性收入是来自银行的存款利息,所有在银行有存款的公民都不同程度地拥有财产性收入;其次,各种基金、分红型保险金、股票和有价证券的持有者等也都程度不同地拥有财产性收入。近些年来,普通劳动者通过基金、股票和有价证券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数越来越多;再次,公民个人和法人组织通过出租动产或不动产以及土地等财产使用权流转所得到的收入等等也都属于财产性收入。最后,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所得到的收入当然都是属于财产性收入。在前述四种财产性收入中,后两种是基本的财产性收入,前两种是衍生出来的财产性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个法律的制定和出台,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为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法律文本正式生效后的第15天,胡锦涛同志在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进一步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经济思想,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的理论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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