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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育之理论与学术研究述略 汤应武  
 

□汤应武

自1952年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直到辞世,在长达55年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生涯中,龚育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辩证法、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党的历史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建树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龚育之的学术研究和著作主要涉及两个领域:

一是科学技术论和自然辩证法。这一领域的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即开始了,代表作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1962年初版,1978年增订版)、《科学·哲学·社会》(1986年)、《历史的足迹》(主编,1989年版)、《自然辩证法在中国》(1996年初版,2005年增订版)、《科学的力量》 (合著,2001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龚育之研究的重点已不在这一方面,但他始终保持着这方面的兴趣。关于毛泽东、邓小平对科学和技术的论述、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发展、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等,都是他特别关注的研究课题。

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的龚育之,与于光远、何祚庥等一道,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伪科学、反科学现象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论战”。1999年7月21日,他在中直机关工委等三家联合举办的系列讲座中作的《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长篇报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对“法轮功”等伪科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作了报导。《求是》、《人民政协报》等全国20多家报刊杂志均用大篇幅刊载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在研究中,龚育之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理论观点,其中以下四点尤其引起关注和重视: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共命运”,认为迷信泛滥,科学精神受损害,马克思主义也必定受损害;第二,他为“伪科学”作了界定,认为伪科学就是“用‘科学'的名义,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来宣传迷信和进行诈骗的学说和行为”,这就给反对伪科学明确了目标和界限;第三,比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提出了“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的观点,大力倡导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第四,竭力提倡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认为“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龚育之研究的重点转向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一领域,他的代表作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主编之一,1983年初版,1985年修订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主要作者之一,1986年出版)、《在历史的转折中》(1988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8年版)、《思想解放的新起点》(1988年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负责第六、七章,1991年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1991年版)、《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1992年版)、《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合著,1993年版)、《从毛泽东到邓小平》(1994年初版,2002年增订新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合著,1994年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1995年版)、《论旗走笔》(1997年版)、《大书小识》(1998年版)、《在旋涡的边缘》(1999年版)、《龚育之论中共党史》(1999年版)、《龚育之文存》(2000年版)、《党史札记》(2002年版)、《中国改革的理论之旗》(2002年版)、《龚育之自选集》(2002年版)、《重读邓小平》(合著2004年版)、《党史札记二集》(2004年版)。这些著作及书中收进的许多文章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和持续的注意,多次印刷,多次获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获得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龚育之研究党的历史和理论,显示出很大优势和很高水平,主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由于他参加了许多中央文献的编辑工作,因而他的论著同党的文献的编辑、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在充分反映党的文献材料和党的历史进程上非常突出。他在1988年《思想解放的新起点》一文中首次公布了1956年末和1957年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关于可以重新放开一些私营企业,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几段谈话。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久,龚育之发表的《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市场经济问题和思想路线问题》等文中,披露了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鲜为人知的多次论述,引起了理论界、新闻界的关注,人们纷纷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他和郑必坚、逄先知合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一文,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多家报纸转载,被认为是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力作。他撰写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读〈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业绩、思想、风范——学习悼念邓小平同志的三篇文献》等文章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并起了导读的作用。他撰写的许多纪念性的研究文章,如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写的《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而写的《“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为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10周年发表的《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而写的《忆往:读毛和编毛》、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而写的《独特的超越》、《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等,都很有分量和影响。

第二,由于他参加了新时期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因而他的论著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在紧密联系实际方面,在以研究成果提供中央决策参考方面,在对中央决策进行有系统的理论论证、阐发和评论方面,做到了既准确又有相当深度。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发表的《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等文;党的十二大后以《红旗》杂志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文;1982年《宪法》通过后发表的《论宪法实施的保证》等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后发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新概括》等文;党的十三大后发表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文;党的十四大后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线索和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等文;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后发表的《新的伟大革命和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一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后发表的《今天中国的时代真理》等文;党的十五大后发表的《旗帜·灵魂·标志》(与郑必坚合写)、《三次巨变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由来》等文;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后发表的《七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五届三中全会——三次三中全会讨论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历史回顾》一文;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后发表的《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党的十六大后发表的《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等文。总之,每次党代会和重要中央全会后他都有不少学习和研究的重头文章推出。

龚育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深厚,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底蕴,思想深邃,独立思考,其研究富有创见。1991年,他参加了胡绳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修改和定稿,负责建国后十七年的那两章即第六、七章。其中第七章中作出了有别于过去讲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的关于“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让人耳目一新,被认为是“也许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1993年,他发表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访谈,提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成为广泛的共识。1998年,他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和纲领》一文中,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面对实际、开拓前进的理论,不是暂时退却、权宜之计的理论”,并对“一大二公三纯”的模式是否适合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提出质疑,使人茅塞顿开。2004年,他发表《独特的超越》一文,指出“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独特超越,在于纠正、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三者的结合。2005年,他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一文,提出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2006年,他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异端”问题》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的巨大的重要的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包含了许多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上有三大创造,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观点看来,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来,这三大理论创新也都是“异端”,其实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这些见解,在理论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作为当事人和见证者,龚育之还撰写了《听毛泽东谈哲学》、《几番风雨忆周扬》、《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胡绳琐忆》、《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于光远素描》等许多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回忆文章和《大书小识》、《开国盛事的三个细节》等大量书评和札记,提供了富有研究价值的史实和史料。

龚育之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文笔流畅。他的文章有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不仅回忆、札记、书评生动耐读,而且那些理论文章同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受到各界读者的广泛好评和赞誉。

对于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来说,龚育之的逝世是一个重大损失。然而,他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的丰富成果,特别是他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的理念和风格,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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