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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若干重大社会结构变化与结构性矛盾(下) 陈光金  
 

□陈光金

五、我国社会关系结构转型及其中蕴涵的重大矛盾

我国社会关系结构的重大变化对我国的未来演变具有更加实质性的重大意义。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三大关系性结构的转变上,即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与利益关系结构。它们是前述各种结构变化的结果,同时又将那些变化纳入一种新的社会整合体系。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社会关系结构转型的突破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所有制结构变革。在不考虑土地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产权属性的情况下,目前我国已大体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占半壁江山的所有制结构。这种结构性变化首先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在公有制经济领域,企业用工制度改革也逐步使以国家劳动人事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计划性劳动关系向着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市场化劳动关系转型,并且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一直在向其他劳动就业领域扩展。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不考虑农村家庭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我国非农领域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已基本完成。

劳动关系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关系结构变化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因为它意味着蕴涵在劳动关系中的各种权力、权利以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转型,从而也意味着我国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地位结构的重大转变。由于这种变化对于所有牵涉其中的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利害悠关的,因此,不难发现,这种结构变化内在地蕴涵着结构性社会矛盾即劳资矛盾的可能性。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资矛盾已经开始以相当可观的规模出现。

在上述各种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推动下,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而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与我国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的加速密切相关的。经济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不断扩大非农就业领域,提升职业结构的层级,形成更大的非农就业空间和职业升迁空间,从而为社会流动创造了客观条件和需要。市场化的推进,所有制结构的重组,劳动关系结构的变革,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使得不同职业角色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享有不同的综合收益,从而拥有差别化的经济社会综合地位,形成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也就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分化,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就在这种社会分化过程中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之前,在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样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都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生了分化。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他们成为工人阶级中的新成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的经营管理人员,也不断从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中分化出来;原来的知识分子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各种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办事人员(俗称“白领”),则在新的劳动关系下获得相对独立的新社会角色和社会经济地位。

如果结合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分析这样两个社会学分析维度来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致可以发现十个轮廓较为清晰的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我国整个阶级阶层结构中,按全部经济活动人口计算,这十个阶层所占比重分别为0.5%、0.6%、0.6%、5.6%、6.5%、8.9%、8.4%、13.0%、50.3%与5.8%。如果考虑到农业劳动者中在此次调查中未被识别出来的第二类兼业人员的存在,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进行校正,则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这五个阶层的实际比例可能分别约为1%、10%、11%、15%与44%。

从这样的比例关系中,可以获得两个基本判断。一是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和雏形,这是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代化的成果。二是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形状还是一种金字塔形,结构底层比重过大,中间层规模过小,不利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稳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关系自我调节,不利于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其中存在不少结构性紧张。

所有制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内在地具有利益关系结构变化的社会学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把所有制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都视为本质上是关系性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变化还有其自身的特征。任何社会改革都意味着社会利益关系的重组。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越大,利益关系重组产生的社会影响就越广泛深远。这种重组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路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分配体系,除了劳动之外,其他主要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以及部分情况下的土地,都可参与分配。其中,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影响最为重大深远。

其次,利益实现机制的变化。亦即整个分配制度从计划调节转变市场调节,而在市场的调节下,利益分配的主要决定机制,便不仅仅是参与分配的主体的努力程度,更有不同要素在市场配置中的稀缺程度,市场上的机会结构,以及制衡不同要素的力量对比关系和调节机会结构的制度安排。近30年来,关于利益分配的相关制度安排,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个重心来确定的,其基本理论表述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劳动供给近乎无限的情况下,资本和技术成为最有力或最有利的利益分配决定因素。这种利益分配决定机制,无疑大大激发了我国经济活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其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

第三,利益差别化格局的形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的资源占有不同,起点条件和机会际遇各异,而市场机制在决定利益分配时并不考虑这些差异,相反更倾向于通过强化差异来获得效率。同时,由于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非市场因素,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安排、行业垄断、腐败以及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等,对利益分配格局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利益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分析,衡量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基尼系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的下降之后,从1985年起便不断攀升,从1984年的0.25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0.47左右,一些学术机构的调研结果甚至显示该系数已达0.5左右。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已经相当不平等,贫富分化较为严重。更严峻的是,这种扩大趋势不易扭转,因为要扭转就意味着对新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行再调整,从而必然遇到来自各种在其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力量的抵制。

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根源,除了国家再分配制度尚待完善之外,初次分配过于不公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据统计,在我国GDP的初次分配中,从1994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从51.2%下降到41.2%,营业盈余比重则从23.4%上升为29.6%。而在发达国家,例如在美国,据称目前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6.3%和12.4%。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将其置于六个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之首,并且在论述收入分配关系时首次提出,初次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再次分配要更加突出公平。这一论述对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初次分配是否需要考虑公平问题的争论做了政治上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及时的。

六、我国社会规范结构的变迁与社会价值整合的难题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既是对各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发展状况的反映或论证,也是对人们理想中的个人发展目标和社会关系状况的期盼。因而,社会结构特征的变化及其多样化,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价值观念的结构性变化和多样化,表现为新的价值观念的不断出现。不难看到,在前述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基础上,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特征或表现形式,就是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复杂化。具体说来,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新的价值观念结构的形成,具有几个重要的社会学特征。

一是个人发展机会和路径多样化。在现代化亦即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居民的发展机会不断增加,也日益多样化,这使得社会成员实现个人成功的机会空间空前扩大,可供选择的路径显著增加,人们不再共同瞄着某一个方向谋求自身发展。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机会,必然导致不同的价值观念,亦即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

二是社会评价机制多样化。社会评价机制的多样化,意味着个人成功标准的分化和多样化。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当劳动模范、技术标兵、先进典型或者参军、入团入党、提干是成功的标志,那么,在当今社会,个人发家致富,做青春偶像、影视明星、文化体育明星,加入甚至引导时尚消费潮流,成为知识和技术精英,当然还有仕途发达,等等,也都已经成为个人成功标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有一种从过去注重组织评价转向现在重视自我评价、“粉丝”评价、媒体评价(如报纸电视炒作等)的趋势,其背后的实质则是从以往注重精神内涵转向更加注重物质效果。

三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在同一时空中并存。在社会学看来,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并且由于不断向世界开放而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社会价值、现代社会价值乃至后现代社会价值,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相互激荡。

四是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阶层化特征。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变迁和多样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切的差异愈益显著,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关价值取向的分歧。

价值观念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对我国社会价值整合提出了严峻挑战。所谓价值整合,并不是要消灭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是要在承认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条件下,重塑全社会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既要注意吸收全人类价值观念发展的合理因素,更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阶段性特征中,最突出的就是各种社会结构变化。正因为这些变化是结构性的,所以它们是深刻的和影响深远的,触及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结构基础。正因为它们触及我国未来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结构基础,对于其中所蕴涵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张力,只有采取能够进一步调整各种社会结构、使其变得更加合理更有弹性、更可协调性、更具整合能力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措施,才能从结构上予以调节和消解。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加快社会建设步伐,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进一步调整各种社会结构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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