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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现代科技的生态悖论 段伟文  
 

□ 段伟文

在有关生态文明的讨论中,现代科技的生态责任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谈到责任,一般都会考虑到行为者的意图或意志,不论刑事、民事还是道德责任,倘若行为者并非故意或行为后果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相关的责任往往可以减免。但若论及现代科技的生态责任,传统的责任观似乎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如果不加反思地诉诸这种责任观,臭氧层空洞和全球变暖之类的重大生态问题,只能归咎于人类在氟利昂和二氧化碳排放等具体问题上的无知,却无人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由此,即便我们有幸克服了这些问题,也难免因新的无知带来更大的麻烦。要克服这种马后炮式的困境,关键不在于更好地把握自然规律,而首先要深入反思现代科技的本质及其与生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内在地具有生态风险

在标准的科技观看来,科学是一种反映客观自然规律或真理的知识体系,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只要人们充分把握了科学真理,科技发展完全可以按照合乎真理的既定轨迹前进,生态问题亦不在话下。这种经过理性重构的科技观在逻辑上似乎说得过去,但却与科技实践的历史脉络不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反遭大自然报复的教训比比皆是。由是观之,诉诸真理的科技观并不足以揭示现代科技的本质。

其实,现代科技的真正起点是培根所倡导近代实验科学传统。此传统的基本策略是,运用数学和实验方法,通过对自然过程的受控操作获得知识并进而操控自然。具体而言,现代科技在方法论上大多遵循还原论或所谓“还原论的整体论”:一方面,为了理解世界,通过分析或抽象先将认识对象拆分为更基础的部分,乃至可认识的更深层次,以了解它们的结构和属性,再从部分出发,由综合推演形成对世界的认识;另一方面,为了操控世界,重新安排与组合那些已得到认识的部分,在它们共同作用时令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使世界为我们所控制。在此过程中,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本质上有赖于技术化思维,因此,现代科技实质上是由科学与技术整合而成的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概言之,操控自然既是现代科技的手段也是其目的——是科学实验而非哲学或神学意味的抽象真理,使认知与操作结合为真实的现代科技实践——其精神远非自然而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科技的生态原罪。

还原论的整体论的确使人类获得了干预自然的巨大力量,但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它却是以征服世界的丰富性或对世界的简化为代价的权宜之计。如果世界仅仅是牛顿式机械论的存在,还原论或所谓还原论的整体论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只需诉诸常识,就知道真实世界似乎远没这么简单,为了认识的方便而对世界进行的人为分割并无逻辑的必然,不可能仅仅从部分中获得对超越部分之上的整体特性的认识,更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生命、智能和生态等具有生成性的现象。而一旦将由此获得的简化了的认识视为真理,世界就会不加反思地被简化为可还原的拆分组合体而加以认知和操控,但其所呈现的只是一个由分离的层次和领域拼接起来的破碎的世界图景,这不仅不利于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甚至反会从根本上破坏世界的整体性。

然而,吊诡的是,还原论的整体论似乎是迄今最有效的知行一体的科学方法论,基于其上的现代科技已是现代文明须臾不可离的支柱。无疑,不论是臭氧层破坏还是全球变暖,还原论都难辞其咎,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种方法论背后所预设的对目的性的功能与效用的追求。正是它们导致了所谓现代科技的生态悖论:一方面,人们冀图通过现代科技实现的目的往往在本质上外在于自然整体,现代科技因而内在地具有生态风险;另一方面,现代科技不仅是现代文明的前提,也将是现代文明走向生态化的基本动力。

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起

主动的生态责任

为了直面现代科技的生态悖论,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起主动的生态责任,从雄心勃勃的征服者和有些沾沾自喜的创新者转变为擅长自我反省的“怀疑的探索者”。由于生态风险是现代科技的内生特征,任何科技与工程未尝不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潘朵拉魔盒。相关人员必须首先意识到其行为可能导致生态上的负面影响,并承担起主动的生态责任——在行动之前尽可能地寻找生态漏洞及其克服与超越之道,主动提出改进方案乃至终止实施,否则要对其不加自省的行为的负面生态后果承担过失责任。在一些科技发达国家,很多畅销的科幻小说描述的是基因、纳米之类的新兴科技的反乌托邦图景,其中不乏对新兴科技可能导致的生态问题的揭示。尽管其中不乏怪诞离奇的杜撰,但它们不仅丰富了科学文化,还兼具启迪创新与风险警示双重功能,科学家与工程师若能多读读这些书,应有助于健全思想并提升其对生态责任的敏感性,至于有人径直斥之为反科学则似乎有失偏颇。

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层次深、范围广、功能强、效用高的科技与工程往往意味着对自然物质、过程和能量的高度介入,其潜在生态风险愈发不容忽视。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这些科技与工程通常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诱惑力,同时更容易牵扯进盘根错节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公私利益,单靠科技与工程人员去承担主动的生态责任谈何容易?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实施之初,一些新兴技术或重大工程的生态风险尚难于判断,较容易被产业前景或现实利益所遮蔽;待到实施之后,即便巨大的生态风险宛如冰山浮出水面,又会因成本沉淀、过程不可逆乃至权力与公信力的博弈而陷入多重困境。

若要进一步超越现代科技的生态悖论显然绝非易事,就科技本身而言,其前提在于现代科技范式的根本性转换:现代科技的生态化和作为整体性科学的新的生态环境科学的诞生。在目前细分化的专业格局下,一般科技工程人员的生态环境知识和生态环境学者的科技工程知识都很难令人满意。说实话,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建立起来,目前的生态学和环境工程等专业与其所要研究的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差距,即便不是天壤之别亦尚待革命性的嬗变。新的生态环境科学首先应该发展成最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进而凝结为以包括人工自然在内的自然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科学,成为科技共同体的共同事业,一些擅长反思的哲学家和不以道德家自居的伦理学家在其中将大有可为。

古代的能工巧匠喜欢在其作品上铭刻自己的名字或行号,一半体现自信,一半表明责任。当今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将基因和大坝之类的人工化了的“密码”与“巨机器”播撒或架设在世界之中时,固然也可在其中留下有形或无形的水印,但这世界似乎并非一个可以供人自负地玩弄机巧和算计利益的舞台,当代的阿基米德和鲁班只能临渊履冰般驾驶着地球号宇宙飞船试探前行……

我们不是地球之外的火星人或上帝,地球也并不总可以作为人类的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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