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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史路向何方? 刘志琴  
 

□刘志琴

传媒时代阅读方式的改变,已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尤其是从百家论坛兴起的讲史活动,铺天盖地。从用眼看书到用耳听书,从视觉到听觉,接受方式的改变,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用眼阅读,细致、缓慢,可反复地浏览、品味;用耳听,快速、便捷,却匆匆而过,这两者各有各的功效,相互不能替代。

讲史并不始于现代,这是城市民众娱乐的产物,古代城市是大量居民消费的集中之地,城市生活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村生活不同,有较多的闲暇,有条件享受各种娱乐活动。中国自古就有发达的城市,唐代已有规模盛大的国际大都会,但讲史却兴起在宋代,这是因为唐代对城市的管理实行坊市制,在城市分设居民区和商业区,两者不相混杂, 并厉行宵禁政策,一到晚上,商店打烊,行人绝迹。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突破了这种限制,居民区与商业区交错,商店有了夜市,居民有了夜生活,酒楼、茶室、瓦肆、勾栏蓬勃兴起,至明清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在各种娱乐活动中最时尚的是说唱和讲史,《汉书》、《五代史》、《三国志》、《七国春秋》、《说唐》等王朝兴亡、帝王逸事、战争胜负、政治权谋的故事深受听众的欢迎。说书者大都是下层知识分子,“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古论今。”上至皇亲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津津乐道,兴趣盎然。诚如明代人袁宏道所说: “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这样的痴迷与当今的粉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享誉青史的大才子,为《东西汉通俗演义》的出版鼓呼,这段话就是取自他的序言。

所以在前现代社会,读史和讲史虽有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不同,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分野,但并行不悖,互不干扰,各有各的天地和受众。俗文化再繁荣也不能动摇雅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

问题发生在,当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大众文化的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威势,改变了雅文化主导俗文化的传统格局。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使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对这一现象,当代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已进入文化主流,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多方位选择的条件,这是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的体现。

这十多年的发展足以证明这一论断,多元选择表现在阅读方面的一大变化,是讲史和听史的兴起,主讲的已不再是下层知识分子,而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讲述的方法有正说、细说、评说、戏说等等,虽然这里有现代人的理解,有故事新编,有对传统说教的颠覆,有传媒和网络的助威,声势赫赫。人们贪图以听代读,以图代读,变“阅读”为“悦读”的心理,增大了阅读的娱乐性,减少了阅读的思考性。肇至用眼阅读的人群日渐萎缩。阅读方式的浮泛化并不是讲史者的责任,但讲史者怎样引领听众,运用正确的历史知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提高人的思辨能力,却是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然而从当今讲史的内容来说,并未超出古代讲史的范围,历史知识的主题仍然停留在王朝兴亡、帝王逸事、战争胜负、政治权谋的范畴。

多元的选择,单一的主题暴露出讲史的缺陷。首先,这十多年史学研究的领域已有重大变化,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的帝王师”,成为抒写民众生活的一枝笔。研究的内容已从王朝兴亡、圣贤逸事向阅世知人转化,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的重点项目。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给史学打开了的广阔的领域。然而现代的讲史者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至少没有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就。固然讲史中有一些是新奇的故事,如司马相如骗钱又骗色,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等等,以耸人听闻吸引听众,然而凭借文学想象并非就是历史的真实,而所宣讲的却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人而不具有真事,这只能是演义。讲史要靠演义铺陈,这是古人讲史惯用的手法,也是古代下层知识分子谋生的职业特点,当今的大学教授,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宣讲历史,当以真实的历史示人,推理、分析,也要给人以真实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启迪,如果仍然沿用似真似假,若实若虚的演义,甚或以娱乐化招徕听众,这是说唱艺人的创作,而不该是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表白。

古今讲史者的身份已有很大的变化,可所讲的主题,演义的方法古今无二,专家讲史而不真实,不能不对听众产生误导。殊不知演义好讲,史实难求! 正是因为如此,王元化先生高度称赞钱文忠教授的《玄奘西游记》,认为他是百家讲坛中讲得最好的一位。确实如此,钱文忠教授以他多年的研究积累,讲出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而不是《西游记》演义。其实,真实的历史有时比演义更能打动人心,但是挖掘这种真实,需要扎实的研究功力和耐心的求索,远比驰骋想象更为艰难。

当今的讲坛已成为民众获得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之一,对专家学者的讲史理应有比艺人更高的要求,讲史路向何方,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在当今流行的正说、细说、戏说之外,更应提倡实说,精说和深说。一是“实说”,即是实在历史实在说,尊重史实,不避忌讳,不随波逐流,不哗众取宠,以真知建言,方是史学家的良知;二是“精说”,历史是知识最密集的领域,细说不等于细碎化,使听众不得要领,要善于要削其枝叶,择其主干,对人物、事态有较为完整的知识,使得听众进得去,出得来;三是“深说”,通过对往事的筛选、分析、提炼,论理,给人们以历史的体悟,增长察古知今,以今识古的历史智慧,这比单纯的知识更有力量。老一代历史学家吴晗提倡,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了责任。

但愿讲史者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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