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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法研究亟待加强 胡潇  
 

□胡 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的研究,多年来,成果较少,进展不大。据网上资讯统计,自1995年至2006年,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的直接、间接与唯物辩证法相关的论文有1000多篇,其中真有一些深入思考的则寥寥无几。这个现状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我以为可以作六点思考:

一是与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有关。辩证法原本主要是一个关于辩论、争论的思维法则、技术或艺术,自黑格尔以来,它就成了主、客观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法则、规律的概括。马恩列认为辩证法可以有主、客观之分,但是统一的。同时,还有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诞生之初,可供他借鉴的哲学遗产,主要是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要把关于主观世界的精神辩证法学说,改造成为贯通于主、客观世界,并且说明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逻辑反映,这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马克思经过对黑格哲学的改造,经过对人类科学成就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才初步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但他未能完成自己研制辩证法系统学说的构想。1858年,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时隔十年,马克思在给狄慈根的信中再次谈到:“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但马克思的设想始终未能如愿。他只是在《资本论》的巨著中留下了一个大写的辩证逻辑思维的具体运演模本。恩格斯的辩证法叙述比马克思多,他要构建自然辩证法体系,但也只是留下一些辛苦探索的思想片断。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的过程中,对辩证法有过许多构想,但同样只是一些大写意的思想草图。所以,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学说,几经经典作家的思考与探索,仍然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其规律、范畴、体系的精心架构和深入论述,都未能达到像《资本论》政治经济学那样成熟与完善的状态。今天,这一理论要在新形势下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新的一致性上揭示一些共同的规律,把它们用辩证法表达出来,更是需要大量艰辛的原创性劳动。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提出了大量要用辩证法重新研究、重新概括的问题。这本身,就决定了辩证法的研究远比认识论、历史观的研究更加艰巨,更难以推进,因而更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二是我国从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人,绝大多数者,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十分薄弱。要能理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并对它们加以唯物辩证法的说明,没有对自然科学广博而深刻的认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今天的自然科学分支数目,已达到了30万余个,远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涉及的170多个分支学科要多得不可想象。而我们许多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则远不及恩格斯。哲学研究者的主体状况、知识结构,对辩证法研究的进展产生着巨大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把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经验性、简单化乃至庸俗化运用推到了极致。这一方面阻碍了人们对科学发展的辩证法关注,另一方面又在简单化的方面强化了对辩证法的浅陋解释和教条倾向,再加上文革造成的政治与哲学的双重伤害是彼此重合的,致使对唯物辩证法的兴趣被败坏了不少,视域和思想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

三是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大量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凭借精确的数学手段去进行,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去哲学”的量化思维定势。人们已进入了一种“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以至有人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量吞并质”的文化环境。在一切都试图量化的情况下,那种依赖辩证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模糊思维,自然会受到诸多的挤压而大量地退场,产生辩证法的失语症。辩证法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场域,应该说是一种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精确性和不精确性交织的场域,它需要数学的确证与支持,但又害怕完全的数学精密与确定。值得注意的是,数学对许多不确定的、模糊性问题的解决,并非全然有效。我们时代的一些思想者、决策者、管理者却常常无视这种认识的特征,无原则地一味追求数字化的表征与解释。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硬要在不可能具有数学精确性的事物中求得这种精确性,那就不能不流于荒唐或野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700页)正是数字化的强势以及片面追求数字化的思维野蛮,在一个重要方面导致了辩证法的疲态和窘境。

四是与社会的兴奋点有关。人们的思想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不是为了物用而是为了精神福祉去献身于沉思事物规律性的人们大量地消散了。实际生活经思想者提交到哲学桌面上的命题,大多是价值论问题、人学问题、社会哲学、经济哲学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问题。而辩证法的问题,则因其更深层、更抽象、更远离物质利益问题,而没有被社会生活推到哲学研究、哲学宣传的大舞台中央去。辩证法的研究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出现了边缘化的景象,游移于喧嚣的社会生活之外。

五是与国外哲学的发展态势有关。当代西方哲学中关注辩证法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人,基本上没有。对于匆匆追逐国外学术新潮的我国哲学界,外来哲学思潮冷漠辩证法的消极影响,也制约着人们对辩证法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黑格尔受重视的程度,就远不如康德、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这也从一个重要方面表明,辩证法的研究,被人们忽略得太多了。

六是与当下社会的文化生活境况相关。以批判工业社会著称于世的贝尔曾经这样比较过印刷与视觉媒介的特点:“印刷媒介在理解一场辩论或思考一个形象时,允许自己调整速度与有所对话。印刷媒介不仅强调认识性和对象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指的是电影和电视——则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久大文化公司1989年版,第116页)在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中浸泡的人们,容易生成一种喜好具象而厌恶抽象,迁就语境而疏离语义,沉湎情景与感性而拒斥逻辑和哲学思辨的文化性格。当这种文化性格成为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思维旨趣的时候,他们不仅作为受众会放弃对辩证法的思维欲求与探索,而且作为出版市场的文化消费者,亦会对哲学研究的学术作品、精神文化形成巨大的抑制。因之,远离欲求、形象、情趣的辩证思维方式及其研究,变得如此消沉、萎靡,便是十分顺势的事情了。

鉴于上述,笔者以为,欲重振辩证法的研究与言说,哲学工作者们必须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自觉,必须破解社会认知取向过分趋利性、情绪性、随俗性和技术化的迷障,这样才能使唯物辩证法的精神获得社会的支持与时代的生机。我们应当看到,唯物辩证法研究和宣传的滞后,已经形成了某些负面影响。经常发生的片面性、偏颇,从哲学上看,常常是对轻视唯物辩证法的惩罚。现在强调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也从一个重要方面昭告我们,坚持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有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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