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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中经济贸易模式的变迁分析 刘光溪  
 

□刘光溪

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全球经济经历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最深刻的发展和变迁。全球化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但是全球化也造成了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巨大失衡。为了更好地探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失衡问题,本文拟对美、日、中经济贸易模式及其变迁做一个分析。

一、美国双赤字背后的双输入战略

经历了近200年的民主制度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积淀,以及凭借在二战中赢得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的地位和实力,战后美国迅速成长为超级大国,并一手操办成立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操控各种规则的制定,迅速树立起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进一步利用美元霸权地位推行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进行产业和生产布局,形成了以美国为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发源地和消费的最终场所,世界其他国家为生产车间的格局。这样,美国就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消费,大量赤字形成的资本又回到美国国内进行投资获取利息和支援技术创新。国外获得的仅仅是一个封闭经济体系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工资,就连保护环境的公共支出部分也被美国拿走。

1、布雷顿体系下的美元霸权奠定了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基础

二战期间美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1945年美国GDP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60%,黄金储备相当于世界黄金储备的75%。为了使各国能够购买重建的物资,避免出现一战后的竞相贬值、贸易保护局面,1944年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国际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体系是一套以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为特征的汇率管理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体系规定的双挂钩是以美元为中心,或者说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样,作为本位货币的美元其实就是国际结算和储备的手段,地位等同黄金。从而,形成了美元赤字的基础。

首先,由于美元是结算手段,美国不用储备外汇,这给美国的赤字提供了条件。其次,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货,美国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坐享铸币税不用担心美元的贬值。这种国际货币制度的安排显然是对美国有利的,美国通过各种对外援助、投资等方式大量输出美元,美国的贸易帐户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基本都是逆差,70年代,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尚且还能勉强维持在零水平周围,自 80年代后则处于不断下降的通道,一度到达-3%至-4%的水平,从9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再次开始下降,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接近-6%的水平。

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美元的双挂钩是不可能持续的。由于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各国都努力地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千方百计地增加美元的流入,这就必然造成美国的持续逆差,而且数额越来越大。最后,美国不得不放弃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并最终走向了黄金的非货币化。但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各国和美国的贸易量巨大,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2、美元的霸权地位为美国的财政赤字提供可能

美元的霸权使得美国具有无穷的货币创造能力,由于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使得美国不用为货币的贬值担忧。相反,美国大肆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并导致经济过热进而出现滞胀,经济波动较大。

由于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又使美国长期处在低利率周期中,这样,美国政府就可以很轻松地从货币市场上获得大量的资金,来支持财政支出。这就是美国财政赤字的现实基础。美国的财政赤字政策又为美国的低税率提供了可能,美国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来减少税收。这种低利率、低税收的金融环境显然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3、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市场实现双赤字向双输入的转换

为了对付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使美元不至于由于巨额的逆差而出现过度的贬值,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为后盾,采用大量发行国债和吸引国外资金来美国投资的方式,使大量资本流入美国,这样贸易逆差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维持美元低利率的宽松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的增长。

美国一方面将大量的落后产业转移到了国外,大量输出资本获取美元霸权地位的特殊利益,即通过美元的输出换取资源、商品和大量的真金实银,满足国内的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利用其资本市场使花出去的钱又流回美国,使得美元得以维持。美国还可以将从海外赚取大量的利润和铸币税,用于支持国内的产业升级、技术研发以及教育等,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以及推进产业升级和转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大量的商品进口和资本的流入,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便转变成了“双输入”,这就是美国的赤字战略。

二、日本由出口导向被动转为内需主导经济的艰难调整

战后日本积极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上世纪50―70年代经历了高速发展,完成了赶超经济的任务。但是,日本的“贸易立国”政策也使得日本经济的贸易依存度变得很高,对世界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贸易摩擦不断,汇率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因此,日本随后进行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积极向海外扩张,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产业转移到海外,限制原材料工业发展,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强进口能力,将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变成内需主导型,经历了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的艰难调整。

1、战后日本的“贸易立国”政策使经济高速增长,完成了赶超经济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整个日本的经济,而且日本资源匮乏,只能发展外向型经济。因此,日本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重点是煤炭、钢铁、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实行粗放型高速增长,经济获得了超速发展,在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位。

日本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而且对环境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同时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和冲击很大,很快就形成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争端,难于维续。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世界能源和材料价格上涨,各国对日本产品排斥和贸易摩擦增加,因此,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

2、石油危机使日本由出口导向调整为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增长模式

为应对石油涨价带来的困境,日本企业纷纷进行节约能源消耗,降低成本的调整,许多能源高消耗的产业都积极采用节能技术。同时还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企业大量投入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企业的产品结构也开始升级转变,企业的竞争也由传统的价格质量竞争转向新产品、新技术竞争。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大量增加,制造业开始了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为目标的大规模设备和新产品开发,尤其是在微电子技术及相关的技术行业,产业结构日益高级化。

3、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不确定性)使日本最终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

日本在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产业和产品结构都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并成功抵御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重新进入良性快速发展阶段,出口强劲,对国际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

对于美国在80年代出现的大量贸易赤字,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控制内需的政策来改善,相反,通过对日本进行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升值日元,扩大日本内需和进行贸易调整,以改变日美贸易的不均衡。作为该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日美在1985年达成了广场协议,美元对日元汇率升为1美元兑240日元,而后又在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调整为1美元兑150日元,在1995年达到了惊人的1美元兑80日元。这显然脱离了实体经济水平,过高的汇率对出口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日元这种脱离实际经济的过大的波动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传统的通过价格转移和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是不可能应对过大的升值和波动的影响,日本经济从此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最终走向了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为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日本企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其中主要是生产向海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佳生产,形成国际生产网络。特别是在1995年4月1日美元兑日元跌破80日元后,日本的企业都调整了海外的生产布局,构建不受外汇风险影响的经营体系。

调整后的日本企业生产据点分散在世界各地,销售点也扩大到世界各地,这样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债权就可以达到平衡,虽然以日元计算的销售额和利润会减少,但是不会出现亏损。这样,广场协议的影响就逐渐消除,日本不再依靠直接的出口导向来发展经济,国内保留的产业主要是满足国内的需求,大量的生产直接在海外进行。

三、中国的双顺差及其背后的双输出

1、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迎接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中国实行了30年之久的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最终失败了,相反,日、韩和东南亚等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参与国际分工、实行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开放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积极地、有步骤地迎接产业转移才是成功之道。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值经济全球化的涌动,国际分工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欧美和日本的大跨国公司纷纷在海外组织生产和进行销售的良好国际大环境。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地的选择很显然是要寻求更加安全、更加有利的国家和地区的。我国拥有巨大的劳动力储量和相对较高的劳动者素质,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我国具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天然条件。

因此,顺应国际大环境,并根据资源优势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开放国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我国紧跟国际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全球发展带来好处的唯一途径。

事实也证明我国采取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成功的,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1978年我国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沿江开放后,这些地区获得了经济迅速发展,并很快向国内其他地区辐射,使全国的GDP实现了20多年来年均9%的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

2、中国“奖入限出”的政策使外汇储备剧增、贸易摩擦频繁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逐渐开放的过程,在经历了早期的开放后,我国进一步坚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并实行鼓励出口和奖入限出的政策。

由于中国承接的大多是来自国外比较落后的产业,粗放型经济发展相当迅速。由于奖入限出的政策使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这又成为了国外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把柄。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双顺差的局面。当然,这种奖入限出的做法在当时我国建设资金不足,资本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也是有利于发展的。

但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目前产业结构落后,生产高能耗、高污染,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的局面,长期下去我们失去的将是我们赖于栖息的生存环境,不可再生的土地和矿产资源,这样的发展模式现在到了需要重新评估的时候了。这种依靠几乎无穷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源,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取得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持续的,中国在1980-2005年间出口增长了41倍,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中国再增长十年其出口总量就是目前美、日、欧出口的总量,无论从市场需求、能源消耗、自然资源供给、以及劳动力等方面都无法支撑的。

日本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长期的粗放型发展是行不通的,最终都必须进行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

3、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使双顺差变成双输出

为了稳定汇率,便于我国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减少企业的外汇风险,我国在很长时间内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由于出口导向和奖入限出的政策使得外汇储备急剧上升,这使得控制汇率上升的成本激增。央行一方面要通过大量收购美元从而释放过多的人民币进入流通,而为了不使流通中的货币太多又不得不发行央行票据来紧缩通货。此外,为了不让储备的美元资产缩水,央行又不得不将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送回美国去购买国债等低收益的证券,这样正好支持了美元不大幅下跌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从而,也使得我国的双顺差变成了双输出:一方面贸易顺差实质就是对美国输出大量的商品、原料和各种不可再生资源;另一方面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又形成了资本的输出。

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元霸权和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美国可以利用发达的金融市场,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从容应对股灾、恐怖袭击等各种来自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威胁,进行产业升级和转移,获得经济的发展。

因此,中国要更加注重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发展金融产业,让资本的力量来引导我国进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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