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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疑求真言自由 卢毅  
 

——梁启超的治学精神

□卢  毅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和国学大师。尤其是他晚年跳出现实政治的漩涡,潜心于清代学术史研究,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一系列开拓性著作,为后人树立了该研究领域的一个典范,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概括说来,梁启超在这些著作中反映出来的学术思想,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善疑”。梁启超极力主张打破学术研究中盲目信仰的意识,提倡敢于怀疑的治学精神。他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提出:“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归著于此点。”这显然是将“善疑”视为首要的治学精神。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尖锐指出:“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再次强调:“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者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因此,“吾侪要养成鉴别能力,必须将此种心理结习(指盲目信仰――引者注)痛加涤除后,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加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以上这些反复论述,诚可谓念兹在兹,皆在“善疑”二字。

    由此出发,梁启超对清初的疑古辨伪之学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它将数千年来奉为圣物、不可亵渎的儒家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甚至加以怀疑, “诚思想界一大解放”。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对乾嘉考据学中的吴皖两派做出了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评判。在他看来,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固守“两个凡是”,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这种“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的学风导致了“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则是“空诸依傍”、“实事求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才真正代表了“清学”之精神。显而易见,梁启超在此对吴皖两派的褒贬臧否是大相径庭的。

     二、“破一统,言自由”。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学术研究中,他也始终反对思想一统、主张学术自由。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就深刻认识到思想定于一尊的弊病。他说:“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大夫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息无学矣。”稍后,他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以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例,认为“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思想为之一窒,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思想又一窒”。因此,两汉所谓“儒学统一时代”绝“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梁启超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他还公开声明:“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苟为专制,无论出于谁氏,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倒之。”由是鲜明展示了其反对专制思想、捍卫学术自由的坚决态度。

    而在研究清代学术史时,梁启超同样也贯彻了这种见解。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一方面对乾嘉学者将其毕生精力与聪明才智“仅用诸琐琐之考据”表示遗憾和惋惜,另一方面也深入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政治因素。他指出:“自康、雍间屡兴文字狱,乾隆承之,周纳愈酷。……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这就为我们揭示了乾嘉考据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其缘由正在于文网太密、学者们不得不但求自保。从梁启超后来关于清代学术史更进一步的研究来看,他的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晚年仍未改变,且愈老弥坚。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再次阐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更详细胪举了江南奏销案、湖州庄廷鑨《明史》案等清代历朝屡屡发生、牵连者甚众的文字狱,来说明这样一种观点:“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今天看来,尽管梁启超这种关于乾嘉考据兴盛原因的分析或许稍显简单,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清代学术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但其将学术发展与政治环境联系起来的思路,却是十分深邃的。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篇末写下了这样一段结束语:“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这一告诫应该是他在系统研究清代学术史之后有感而发,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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