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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海上战略”与未来军事转型 王宝付  
 

□王宝付

2007年10月,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推出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引起了国际军事界的普遍关注。美国新的“海上战略”着眼于应对未来安全威胁,不仅提出了一些新概念,也在许多方面展示了未来军事战略调整和军事转型的发展趋势。

一、美军“海上战略”深受其海洋立国传统的深刻影响

美国是一个有“海洋立国”传统的国家。可以这样讲,美国能够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与其对海洋的认识,对海权的理解,对海上力量发展的重视有直接关系。而这样一个传统源于美国杰出的地缘战略学家阿尔弗雷泽·塞耶·马汉。马汉的“海权”思想对美国海上战略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一点从美国近代发展的历史轨迹中看得非常清楚。

冷战结束后,美国海上战略多次调整,但从未脱离马汉的海权理论。1991年,为适应海上安全环境变化,更有效地运用海上力量,美国专门成立了“海军战略研究小组”,并很快出台了“从海向陆”的海上战略白皮书,对长期坚持的“海上战略”作了修改。从“前沿部署”转为“前沿存在”,从立足“海上作战”转为“从海上出击”,从“独立实施大规模海战”转向了“与陆、空军联合作战”。

“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的安全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美国海上战略也随之改变,提出建设拥有信息优势海上力量的目标,致力于发展具有前沿存在、对陆攻击和信息作战全面优势的海上能力,以应对21世纪海上安全威胁。

这一次,美军新的“海上战略”出台,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不仅对海上安全威胁有了新的判断和定位,更重要的是对如何运用军事力量达成国家安全目标有了新的思考,这是新版“海上战略”同以往战略最大的区别。

二、美国“海上战略”提出了应对安全威胁的新思考

美军新的“海上战略”最突出特点是,将“防止战争与打赢战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强调战胜任何对手,历来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将防止战争作为军事力量运用的目标,在美军威慑战略理论中有所体现,但在重要战略文件中,将其与打赢战争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极为少见。新的“海上战略”中,过去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语言相对减少,引人注目的更加强调“战略合作”,共同应对未来海上安全威胁。

新战略提出“合作”概念,不仅是指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三支战略力量的合作,也不仅仅是军事力量与国家外交等领域的合作,更主要的是强调国际合作。新战略强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离海洋不到几百公里的区域内,90%的世界贸易依赖海洋运输,海上安全直接关系着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面对日益严峻海上威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足够的资源,或者仅靠自身力量可以确保整个海域安全”,也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单独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因此,国际“战略合作”是实现国家海上安全的重要途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将推动海军战略变革。

为落实新的“海上战略”,美军提出发展“千舰海军”、建设“全球舰队基地”的庞大计划。发展“千舰海军”目的是加强同盟国海军的合作与沟通,通过各国的海上联合行动,应对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环境。建设“全球舰队基地”将向海上力量提供全球性保障。为达成这一目标,美军已经开始在世界重点地区部署新的“舰队基地”。美军在战略文件中提出如此构想,不能不说是在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遭受挫折之后,对运用军事手段实现国家利益认识上的重大变化。

尽管美军新的“海上战略”阐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使其完全放弃海上霸权思维。在涉及国家海上核心利益,如海上行动的自由权、海洋通道的控制、重要战略地区的力量部署等,新战略与马汉当年提出的海权三原则,即海上军事实力、海外军事基地与海上交通线控制如出一辙,可以说是美国“海上战略”不变的灵魂。

三、“海上战略”预示美军未来转型的某些变化

美军新的“海上战略”出台前后酝酿了两年。这期间,正值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朝野展开激烈斗争的时期。布什政府中新保守主义势力失势,执掌国防部的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相继离去,许多人已经对伊拉克战争、军事转型、未来军事力量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新的“海上战略”虽然不是系统反思的结果,但在许多方面已经透露出这一发展动向。

新的“海上战略”标志美国运用军事力量思路的改变。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就综合国力而言,美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没有人怀疑美国的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强大。但是,“9·11”以来,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强力推行单边主义,过分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所有安全问题,不仅硬实力受损,软实力也严重受挫。硬实力受损,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得到恢复,而软实力受挫,不仅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而且需要改变政策。2007年以来,围绕软实力运用问题,美国学术界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召开专题研讨会,布热津斯基、阿米蒂奇、约瑟夫·奈等一些前朝重臣及专家学者,纷纷对美国政府建言,提出要想延续霸权统治,美国必须高度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协调运用,并提出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运用的“理性实力”(Smart Power),以此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在这一背景下,美军新的“海上战略”出台,其中许多提法反映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新思考。

新的“海上战略”体现了对伊拉克战争的初步反思。伊拉克战争已近5年,美国为这场战争迄今已经付出了近4000人的生命、5000亿美元高昂代价。由于战争尚在继续,未来发展难以预料,美军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进行系统总结,但美国精英阶层对这场战争正在进行全面反思,并开始对决策部门产生影响。伊拉克战争之初,面对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提出“不是联盟决定任务,而是任务决定联盟”的强硬立场。时过境迁,今天美军“海上战略”已把“国际合作”作为重要原则,这种反差的背后预示着美国安全与军事战略将面临新的重大调整。美国大选已经拉开序幕,“求变”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诉求,下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上台,其对外政策调整变化在所难免。

新的“海上战略”表明美军未来转型将有新变化。美国军事转型问题,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已经提了出来,但是真正全面启动是在拉姆斯菲尔德入主五角大楼之后。为推动转型,拉姆斯菲尔德曾提出了一系列激进措施,并在美军高层引起巨大争议。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成了美军转型理论的试验场,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转型措施,如大规模裁减陆军,削减大型作战平台、调整兵力结构等,许多被伊拉克战争实践所推翻。美军新任参联会主席马伦海军上将,不仅是新战略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而且也是对美国军事转型保持独立思考的高级将领之一。在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马伦曾多次提出,“旧的海上战略将海上控制作为目标,而新的海上战略必须认清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不仅是控制海洋,而是要使海洋保持安全,并使其他国家能自由通过。”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新的“海上战略”出台。

毫无疑问,美国海军选择当前时机颁布新的“海上战略”,也有军种自身利益的考虑。军费开支历来是各军种竞争的重点,海上力量要在未来防务开支的大盘子分得更多的蛋糕,必须有超前战略思考和举措,在“9·11”事件过去了6年之后,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强调重点发展海军难以服人,正因为如此,有人与军工利益集团相呼应,不时炮制出“中国海军威胁论”或“俄罗斯海上威胁”的论调。

海军因其广泛机动性,被称为“国际军种”,海上力量的特点使其具有了以全球视野看世界的优势。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如何发挥海上力量的作用,是各国海军建设面临的共同课题。美国作为奉行海权至上的国家,其海上战略与其说为维护世界海洋秩序,不如说是服务于全球霸权,作为世界军事变革的领头羊,美国海上战略变化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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