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国家大局 思想理论 市场经济 民主法制 学术思潮 科学技术 中外历史 干部教育
当代世界 参考文摘 社会观察 党的建设 文化教育 军事国防 文学艺术 特别专题
 
  古典中国书香流淌 樊良树  
 

□樊良树

落叶未必归根,告老不必还乡,在今日中国,几成常态。然在古典中国,告老、还乡与丁忧等士人身体力行的诸多不成文法,不仅促成知识人与故土之间的密切黏合,更让宦游多年的知识人,惠嘉后学,造福梓里。兹举四例:

清康熙十一年(1672),33岁的蒲松龄被同乡西铺村的世代名宦毕际有家请去设馆教学。毕际有是明朝尚书毕自严之子,家中藏书富厚。当毕氏诚恳挽留蒲松龄在庄上设帐教学时,蒲松龄应允留下,开始他在毕家36年教学、读书、著述的历史。旷世名著《聊斋志异》即成书此际。

道光十年(1830)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返回长沙。贺长龄在其任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少年左宗棠年少气盛,登门求教。贺长龄见他不落凡俗,志向远大,遂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繁上下,不以为烦。入山寻宝,左宗棠因贺长龄家中藏书,视界大开。

在废科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知识人与故土的血脉关联,因余韵尚存的丁忧、告老、还乡等传统,仍斑斑可考。有乡贤前辈历时较长的乡居岁月,同乡后学得以就近请益,耳闻目染书香缕缕。学者李猷回忆与诗词大家杨云史的乡中相聚时光——

“先生这次在里中,连续居住了大约三年,我承教的机会很多,那时乡风古老,晚间没有访客的规矩,而先生的习惯,恒彻夜不眠,所以第二天起来盥洗完毕,总在下午四时左右我去的时间,因此只有在下午四五时左右,有时尚须在书斋中静待若干时间,不过先生一出,谈话便不停的进行,我尽量的讨教,他尽量的解答。大约每星期总有二三天如此。”

故里三年,前辈而兼先师。后学小子,不用关山劳顿,外出求学,便可受益良多。此种悠游、亲炙,近乎奢侈。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或告老、或丁忧、或返乡的毕际有、贺长龄、杨云史,青年蒲松龄、左宗棠、李猷很难涉足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古典中国书香世界。毕竟,书籍之刊布、流传及名师之指点、教诲,在舟车不易为交通的古典中国,并非易事。一定程度而言,正是丁忧、告老、还乡促成了古典中国书香世界的流淌。这种书香流淌,不仅让古典中国耕读继世、诗书传家成为可能,更有可能向上一路,让或告老、或丁忧、或还乡的知识人,上达官方政教,下系士人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良性循环流动之中。毕竟,在国家力量难以澎湃驰骋的古典中国,德高望重、告老还乡的长者,能保证乡土社会中始终保有彬彬有礼和长老威仪。所谓乡人饮其和,乡党熏其德,散布神州各处的书香世界及经由各级考试成为邦国栋梁、宦游他乡又最终叶落归根者,保证其书香流淌与古典中国乡村基本教育单位——书塾、私塾一道,美美与共,相得益彰,成为移性情、偕人论的施教之所。

此类扎根乡里、深植本土的教育、教化、教诲,因一乡之中杰出者,热心公益,奖励后进唯恐不力,加之生于斯、长于斯的士人对地方风土人情极为熟悉,极大避免了水土不服、博要寡功、外来和尚经难念等弊端。最终,沐其恩泽的士子,可凭借自己努力,宦游四方,四海为家。待其年老,又可携其家人及多年的文化积累,告老还乡,经营故里,成为乡村新一轮的叶落归根及施教者。了解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古典中国的城乡文化之别,差距甚微。为何古典中国乡村一级的商业和法律活动,也多能以书面文件为依据。

城乡流动与书香流淌,在古典中国,互为表里,比比皆是。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城乡血脉一体相连、贯通的周身通畅,无论对古典中国政府治理,还是对一乡一里的人才培养、输出,均大有裨益。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是有文字的文化,从儒家经典到民间的言情野史,贯穿着共同相似的价值观念,而又有向全国颁布政令的网络,追求民族统一的领导人大可借助这两项有利条件。”可以想见,这一“有文字的文化”及“向全国颁布政令的网络”,因有源源不断穿梭于城市/故里的知识人群体这一源头活水,不仅让中央政府的管制与施教成本极大降低,更让平民与精英之间,因古典中国书香流淌及布衣卿相的“中国梦”,周而复始,循环对流。正如萧功秦所说:“就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无论是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日本藩制封建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从而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这种“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因与古典中国书香流动等多种机制互为波澜,而让知识的生产、传播,在交通、通讯不便的古代,也得以生生不息。

近代以降,古典中国书香流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科举制的废除,让乡居精英争先恐后“脱离群众”,涌向城市,向如火如荼的报馆/笔政、学校/教席等现代文化体制“讨生活”。将乡村事务置之身后、撒手不管的知识人,即使身殁,也多半选择葬在城市——落叶不再归根了。这种农村文化资源向城市的单向度流动及知识人在城里的滞留不归(尽管一般知识人身在城市、自始至终以“我是乡里人”自居),使城乡文化天堑隐然成型。

骤然失却威权重心、斯文所系的中国乡村,日益凋敝破败。“廿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六寸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仅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也绝迹了。”(彭湃:《海丰农民报道》,《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

城乡“文化之中梗”(章太炎),因没有知识人的沟通、输血,加之城市巨大的行政、文化资源吸附能力,使这一趋势,天堑深壑,变本加厉。在李大钊眼中,“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究其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部分读书人,如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欲除中国之疾患,发起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努力将各种新知识输入农村,然此种外铄、“我们动而农民不动”(梁漱溟)的社会改良运动,虽惨淡经营,但终因水土不服等弊端,很难真正扎下根来。城乡文化之别,依旧故我。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到了21世纪中叶,城市化水平达到70%,16亿人口中仍将有近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费孝通)没有农村的繁荣稳定,就很难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强必先开智。中国农村要想真正摆脱“真穷”、“真苦”、“真危险”,农村地区的书香培育、建设及真正意义上的落地生根,实在刻不容缓。


 
   
打印本页
好友推荐
发表观点
相关文章
 
版权所有 学习时报社 电子邮件: xxsb@263.net 电话: 86-10-6280513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技术支持: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未经书面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200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