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对“科学”的理解是片面的，在实际工作中是有偏向的。这就是把“科学”窄化为自然科学。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基本上，重大“失误”都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撇开政治因素不谈，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是社会学理论的错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悲惨局面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这是经济学理论的错误；10年“文革”，使我国陷入全面内战，经济几近崩溃，这是政治学理论的错误……而所有导致经济腾飞、国富民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等，则又都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成功标志。现在，党提出“科学立法”，将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措施——立法交由“科学”来统率，这就是赋予了“科学”以“立法”的重大使命；而这里的“科学”，首先在社会科学，它涉及立法中的法学理论、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管理学理论等等。

（2007年第6期《民主与科学》倪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