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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教育陷于三重困境 智效民  
 

□智效民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对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顺应这种需要,各级各类学校都把传授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当作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的教育宗旨和办学目的仅仅是为了向社会的各个领域输送合格的专家和技师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除了本专业的知识技能之外,却对其他领域知之甚少,并缺乏必要的人文修养和艺术熏陶,那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对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在1952年明确指出: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一个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 “制造机器”,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当代教育的三重困境。

    一、“计划教育”无视学生的兴趣。

    所谓“计划教育”,不过是借用“计划经济”的说法,因为它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产物。如今计划经济早已被否定,但计划教育却仍然大行其道。于是,在实行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要依靠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来管理教育,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大大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独立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还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另外,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中小学校的主要标准是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中小学只能把单纯的知识训练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剥夺了学生的其他兴趣与“和谐发展”的机会。这是造成死记硬背教学模式及办学机制的根源。于是有人把学校比作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试机器”。为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我们又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由于上述“大一统”的局面没有改变,所谓素质教育也很快陷入升学竞争的漩涡。

    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与封闭落后的教育观念有关,以为只要通过“大一统”的模式向学校和学生施加压力,就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杜威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一大堆知识,而应该懂得怎样从各种渠道汲取知识,并借助工具运用这些知识。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希望学校要成为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特殊环境,教师要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不要控制他们的学习。如果学校总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授和教材的内容,什么事情也要被动地按照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做,那就会让学生养成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负责心和判断力的习惯。这也是学校与生活脱节、学科分割太细,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基本原因。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学生要么只会找标准答案、要么只好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对于专制社会是满意的,但是却不利于公民的培养,与民主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当年就说:“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代教育仍走在忽视青少年本能和兴趣的应试教育道路上。

    二、 衙门化管理制度剥夺了教师的权利。

    说完学生的遭遇,再看看教师的处境。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曾经初步建立了比较符合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的现代教育体制,并创造过西南联大那样的辉煌。在这个体制中,学校是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校长是这个共同体的领袖。正因为如此,学校校长的任免,不仅要征得大多数教师同意,很多情况下还要征求老校友的意见,如果校友会不同意,校长的任命很难实现。但是如今的学校却是一个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无论是行政还是业务,都要归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领导。于是校长不仅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而且还有只对上级负责的义务和很难受同行监督的权力。这是造成学校衙门化的根本原因。

    学校衙门化的一个特产是偏好量化考核制度。这种制度把活生生的教学和研究分解为许多参数,还冠以“科学考评”的美名,就连对学生的考试也成了量化考核教师的一个内容。按理说,考核的本意是要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学质量。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考核不但不能让老师们把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反而诱导他们把精力花在应付考核上。由于僧多粥少,而考核的结果又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职称和待遇,因此它给老师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有的老师说,我真想早点退休,否则每天就像被逼着一样。

    其实,权力、义务、责任是不可分割的。在怎样办学、如何执教的主动权难以实现后,老师们也就无所谓义务和责任了。为了应付考核,许多老师不得不通过刻意剽窃和花钱买版面的方式来发表论文。这样一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语)的科学精神便受到严峻挑战,“为人师表”的形象也遭到无情践踏。

    三、垄断性教育体制影响了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

    学生的遭遇和教师的处境,与现行的垄断性教育体制有关。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学在民间”的传统,纵观世界各国的教育也都是国立与民办兼有共存。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教育在继承传统与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采取国家、民间共同办学的模式,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上世纪50年代私立学校没了,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社会参与的办学模式。这就彻底扼杀了社会和民间办学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同意民间办学,但是由于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及其它原因,所谓民办学校的发展举步维艰,难成气候。现在的南开大学在1918年开办,成立后不到10年,就成为一所名牌大学。照搬苏联教育模式后的几十年,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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