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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肩道义化新图 杨琪  
 

□杨 琪

一,机缘

从2005年起,我在北京电视台《名师讲坛》讲“西方美术欣赏”系列节目。

从2007年9月起,我又在《中华文明大讲堂》讲“中国美术欣赏”系列节目。

这些节目的播出,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悄悄的变化。

我的邻居,甚至在附近卖报纸的、卖菜的、卖早点的,见了面,过去擦肩而过,现在往往会友好地说:

“杨老师,昨儿晚上看到您了,讲的不错,好!”

也有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吴昌硕不喜欢红牡丹,为什么还画红牡丹呢?您说了,我还是不明白啊!”

“我从来都说,这幅画,画得好,为什么?就跟真的一样啊!可是,齐白石的《虾》,过去没留神,您一说,我才明白,越画越不真。可是,我还是真喜欢。为什么呢?杨老师,您不说,我还明白。您一说,我倒不明白了。哈哈!”

我的同事也会说一些鼓励的话:

“能利用电视台这样的平台,作一些普及美术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啊!”

还有一些远方的来信,述说他们看了节目以后的感受,讲他们的欢快和追求,也讲他们的无奈和痛苦。

我与这些人们结缘,与电视结缘,起自2005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当时我正在清华大学阶梯教室中讲“艺术欣赏”,讲到兴处,不觉眉飞色舞,物我两忘。浸沉在艺术的美妙情境之中。这时,忽然涌入了一些人,他们有的站着听,有的坐下记,还有的支开机器录像。我在讲台上,分身无术,只想等课后问个明白。不意,那些人在下课之前,已如飞鸿,渺渺而去。心中不免纳罕。好在事过境迁,渐渐地忘却了。

大约过了月余,北京电视台《名师讲坛》来电话,说是请我去电视台录像。

我有自知之明。

首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个人魅力,我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人。我不是靓女俊男,可以吸引人的眼球。

其次,我知道,自己讲的是平平淡淡的内容。既没有英雄豪杰,也没有山妖狐魅,难以动人心魄。

再次,我知道,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平平淡淡的形式,借用一句观众的话说,是学院式的。既没有风趣,也没有幽默,难以引人兴趣。

由于上述原因,我很不自信。说个笑话,也许您不信,当电视台播出我的节目时,我常常不看。准确地说,是不敢看。

为什么有人“偏爱”它?我想,只有一个理由:他喜欢平平淡淡。

这确实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故事。人们会失望的。

这确实不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故事。人们不会失望的。

二,道义

很多人问我,在电视台搞讲座,为了什么呢?

为了发财吗?实事求是地说,我没有发财,我也不相信在电视节目中能发财。

为了出名吗?不。在这里“出名”,就是群起而攻之,是不愉快的。“百家讲坛”那些“名人”的命运,我看得很清楚。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那么,废寝忘食,为了什么呢?我曾经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我记得,那大约是2007年的残春,牡丹已经谢了。有人请我去北京郊区雁栖湖畔休息两天。那时,《你能读懂的西方美术史》还没有最后完稿,中国美术欣赏的节目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我不敢休息,带着书本去的。苦读到午夜,很疲惫了。我到外面散步。外面很黑。但是,我看到,多数窗户都亮着灯,或者竹战正酣,或者歌声正浓。我想,雁栖湖畔的夜读,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是的,我曾经憧憬过“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境界,但是,我夜读时,从来没有过“红袖”,也不相信有了“红袖”还能夜读。

在这段期间,几年了,我经常夜间苦读、写作。当我疲惫不堪的时候,打开窗户,能够迎来东方第一缕晨曦。

记得在《西方美术史》的后记中记下了我的真实感受。我说,在电视台录像时,“为了每一分钟的精彩,我要把所有的知识储存都调动出来。每一次录完了像,我好像把心、把血都吐出来,肚子里空空的。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了‘呕心沥血’这个词的含义,我才知道这个词是多么的贴切!”其实,今天看来,哪里有“每一分钟的精彩”?自己感到“肚子空空的”,不是说明付出有多么多,而是储存有多么贫乏!

如果说,拍摄《西方美术欣赏系列》时自己明白了“呕心沥血”的含义。那么,拍摄《中国美术欣赏系列》时自己明白了“身心俱疲”、“江郎才尽”的含义。中国美术欣赏系列是连续不断地拍摄和播出。每两周录像一次,每次录两集。假如,在这个期间,清华大学研究生有课,或者外面有推不掉的讲座,那就格外紧张了。其实,在不长的时期,我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连续不断的半年,我就无法忍受了。到了最后,脑子好像不转了,一片空白。身体好像散架了,摇摇晃晃。有时枯坐在电脑前,竟然一个字也敲不出来。面对讲稿,竟然一句也背不下来。

那么,我问自己,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使我坚持下来呢?我想来想去,没有旁的,就是道义。

我就在雁栖湖的那个夜晚,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回到宿舍,看到了夹在书中的一张小照——就是印在《西方美术史》扉页上的那张嘻嘻哈哈的小照,便提笔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一首小诗,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这首小诗写道:

旁若无人一腐儒,仰天大笑如狂夫。

三杯美酒懒邀月,一片冰心勤著书。

妙手文章除旧貌,铁肩道义化新图。

平生唯此开怀事,蝇利蜗名有似无。

退休以后,将那“名利”二字看得淡了。

名利的追求,有没有?有。但是,对于一个退休了的、没有衣食之忧的人来说,上一上电视,得到人们的称赞。写本书,得到一些稿费或版税,当然是高兴的。但是,能高兴到什么程度呢?实话说,很有限。所谓名利,不过是“蝇利蜗名”而已。不能说没有,但是,对于我来说,“有似无”。

所以说,现在,支撑自己工作的动力,不是名利,而是道义。

近几年,我一直是这样想的。记得2003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艺术学概论》一书时,我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西江月》:

你有一双冷眼,他怀九曲热肠。风花雪月又何妨,我把真魂暗唱。

拙笔严如斧钺,岂容信口雌黄。满腔道义化文章,怎敢谋虚逐妄!

这里的“你”和“他”,都是指艺术家。什么叫“拙笔严如斧钺”呢?在这句词里,隐含着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记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曾经为哲学家杨献珍写过翻案文章。后来,杨献珍叫我帮助他作一点文字工作。当我读到他在牢狱中所写的交代材料时,感到一个很难解释的事实,那就是批判他的“合二而一”、“综合经济基础论”等三个哲学观点,铺天盖地,表现了那时的领导意志。但是,他对自己的理论观点,没有丝毫动摇,几乎没有一句检讨的话。有一天,我问杨老:“你为什么不检讨呢?你已经在牢狱中了,而且,看不到翻案的任何可能,有什么必要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何必让人家说你‘死不悔改’呢?”

杨老面上的笑容消失了。沉默良久,说出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敢忘记的话,他说:

“一个人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就像用斧子砍到自己的脸上,是一辈子都抹不掉的。”

就从这一刻起,我明白了“道义”的分量!

就从这一刻起,我明白了笔是什么?笔原来不是写字的,写在纸上的字是可以擦掉的。笔是斧钺,是往脸上砍字的,砍到脸上的字是一辈子也擦不掉的。

想到这里,我的心平静了。

节目播出了,想抹也抹不掉了。就像斧子砍在自己的脸上。

也许,我失去了很多很多,唯独没有失去道义。

三,灵魂

当我明确了道义的力量,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了艺术家。

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艺术家,我就更明确了道义的力量。

中国古人说,画如其人,文如其人,字如其人。

鲁迅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

我深信这个道理。

那么,艺术家的思想与人格又是怎样的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心灵深处,都有伟大与渺小、光明与黑暗两个方面。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艺术理论家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有力与软弱、开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组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中国过去有一副对联写得好:

百善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穷人少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

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罗曼·罗兰说:“伟人们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没有卑劣的情感,而在于他们不断地同自己内心深处的卑劣情感进行斗争而总是取得胜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对于艺术家灵魂深处的黑暗、渺小的一面,特别感兴趣,广为传播。而且,总愿意把它夸大为全体。

艺术家婚姻有变,人们说,多么堕落!

艺术家婚姻无变,人们说,多么守旧!

艺术家很大方,人们说,多么挥霍!

艺术家不很大方,人们说,多么吝啬!

在这半年的时间中,我每天生活在艺术家的灵魂之中。我深深地感到,一方面,他们就是我们之中的普通的一员,在他们的灵魂中,有与你、与我同样的缺点,或者借用罗曼·罗兰的话说,同样的卑劣。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又不是我们中之一员。在他们的灵魂中,都有与你、与我不一样的光辉,准确地说,是你、我永远都无法达到的光辉。

张大千在敦煌用两年零七个月临摹了两千余幅作品,不但使自己两鬓染霜,而且,卖掉了许多名画,欠下了五千两黄金的债务。有人出高价想买张大千的临摹作品,然而,他在每幅作品都标上“非卖品”。最后,把这些作品都献给了国家。

徐悲鸿用自己几乎全部财产买下的《八十七神仙图》,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家属根据他的意志,连同他自己的全部作品,献给了国家。

问问你,问问我,能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国家吗?

1945年的常书鸿,如果离开敦煌,可以是优秀的油画家,可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可以有温暖的家庭。但是,如果他留在黄沙漠漠的敦煌,他将失去工资,失去家庭,失去幸福。最后,为了敦煌,他选择了后者。这是怎样的勇气和意志!

还有比常书鸿更加不幸的艺术家。比如,徐渭、八大,他们一生没有幸福,没有温暖,没有爱情,没有家庭。唯独不能没有艺术。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全部,都献给了艺术,而没有索取任何回报。记得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中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凡高绘画,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画是卖不出去的,他没有钱,没有健康,他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人。然而,只有他在作画时,他才觉得自己是活的。他像一架机器,早上装进去的是颜料、面包和水,晚上出来的是名垂千古的作品。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卖,他知道没有人买他的画。那么,他为什么要驱赶着、鞭策着自己,去画那些已经塞满床下的油画呢?成功已经离开了凡高,然而,他可以没有妻子、家庭和子女,他可以没有爱情、友谊和健康,他可以没有可靠而舒适的物质生活,他甚至可以没有上帝,他唯独不能没有绘画,那是比他自身更伟大的东西,那才是他的生命。这就叫做为艺术而献身。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徐渭、八大,适用于一切优秀的艺术家。

问问你、问问我,能够为了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吗?不能,我就不能。

节目播出以后,我收到了一些电话和信,他们告诉我,在看节目时被感动得流泪。

刘海粟在人生的低谷,那是难忘的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他的一级教授,他的大学校长、政协委员,都被免去。他写了一幅对联: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我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能有勇气写出这样的对联,在他的心里,蕴藏着的是怎样的一个灵魂!

问问你,问问我,当大难临头,能这样从容面对吗?没有出卖过朋友、亲人吗?没有出卖过自己吗?

有。我自己就有。至今想起来,惭愧万分!在大师纯洁善良的灵魂面前,我一次又一次地“忏悔”。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把这段折磨我半生的惨痛历史,告诉年轻的朋友,也告诉制造这段惨痛历史的、在当时被誉为“又红又专”的朋友们。

大家知道,齐白石是名扬四海的艺术家。但是,很少人知道,当齐白石60岁时,他不是名扬四海的艺术家。60岁是怎样一个年龄?当我们还不到60岁时,就在考虑种花养猫、安度晚年了。齐白石之所以是齐白石,就是他有勇气在60岁时,实行“衰年变法”。他有勇气在门口贴出一个条子(或者说,是发表了一个庄严的宣言),上面写道: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心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这是何等的勇气!这是何等的事业心!这是怎样的一个纯洁的灵魂!正是有了这个纯洁善良的灵魂,在70岁时,齐白石才成为了齐白石。

这个节目播出后,我有一个极好的朋友,在手机上,发给我一段很长的感人肺腑的话:“看了齐白石那集节目,激动得半夜没睡着。齐白石的灵魂净化了我的灵魂。说实话,您讲的齐白石鼓起了我精神中的、骨髓里的积极向上的‘元气’。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在我精神中的、骨髓里的‘元气’大有损耗。但那天看完齐白石节目之后,突然心胸开阔起来,比起大师们的精神境界,我的心胸是多么狭小啊!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补足了我精神上的‘元气’。我要宠辱不惊,大心胸做人、做事。这个节目,同样感染了我妈妈,以前我妈妈画过油画,后来工作忙,就把这个爱好放下了。退休以后,不知道做点什么。听了您讲齐白石,原来以为齐白石是天才,现在才知道,六十岁时他还算不上一个伟大的画家。就在六十岁高龄时,不顾生活,下定决心,实行变法,以后,才成为伟大的画家。到了八、九十岁还在改进画虾的方法,这是什么精神?自己为什么不能作的更好呢?第二天,就去街上买了颜料……”。

艺术家的灵魂,感动了一些观众。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准备这个节目,着眼点就是与观众一道欣赏大师们的名垂千古的艺术作品,并且,通过这些名垂千古的艺术作品揭示艺术家的纯洁善良的灵魂。实在说,我常常在深夜,为艺术家纯洁善良的灵魂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要为艺术家那些名垂千古的艺术作品唱一曲响彻云霄的赞歌!

我要为艺术家的纯洁善良的灵魂谱写一首韵味无穷的长诗!

我要我自己并且也要朋友们都具有与艺术家一样的纯洁善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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