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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梁启超“新民”论 董方奎  
 

□董方奎

(一)

“公民”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取得法律地位的人,它是伴随近代民主宪政的诞生而出现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广大人民没有政治地位,被称为贱民、草民、小民、平民、臣民等等。甲午战争以后,地方自治的思想开始传入中国。1902年2月,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他说:“泰西政治之美”,观其省、市、乡村、一党会、一公司、一学校,“乃至观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俨然治一国也”,其关键在有“自治”精神。 他提出,中国改革维新,必自新民始,“新名云者,非新这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 要求中国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和“国民独具之特质”。其内容包括国民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纪律及公德,私德等等公民意识。同年4月8号康有为在《新民丛报》第5号上发表《公民自治篇》,提倡建立公民自治制度和地方自治,同时,梁启超在该刊物上也发表《论自由》,多次提到“公民”,不久,他又发表《论自治》强调自治是自强的基础、民主宪政的基础。可见,康、梁是我国较早提出“公民”概念和将“公民”与“自治”二词连用的人。但此后梁启超及中国社会仍将“国民”、“公民”、“人民”诸词通用。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诸权利而英勇奋斗。但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政体来临之后,又茫然不知所措。这是因为在上者不能真正贯彻民主共和精神,在下者广大国民普遍缺乏公民意识,更无政治能力,不知公民的权利义务为何物,不知当家作主的重要性,不知如何运用选举权、监督权来维护自身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以致出现“让权”、卖权、贿选、强迫投票等种种鬼蜮伎俩,演出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使人民流血奋斗的成果仍然落入军阀专制统治之下。

(二)

早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深知民主共和政体是建立在地方自治基础之上的,而地方民主自治又是以新的国民(即公民)意识为基础的。因此,他在《新民说》里系统论述了培养新的国民(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及其原则:

首先要求公民具有“国家思想”,“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人人必须明确:“吾一身之上有团体、有国家,首先应该爱国”;对外而应该知道自己有祖国,如我“中国人无国家思想”,必为虎作伥,成为卖国贼。

第二,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人民当家作主,首先应明确“天赋人权”的重要,人生来就应享受政治权利,有了这种权利思想,才有主人翁意识。梁启超说国民应有很强的权利思想,“权利思想之强弱”,与人之品格有关,应有之权利不应放弃必须争得,“故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争得自身的权利,不仅是对于我自己应尽之义务,而且是“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

第三,明确有权利必有义务。“人人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而有应尽之义务”。在专制政体下,统治者不仅无限剥夺国民权利,并且强加给人民以无量之义务,因而也有不少人逃避义务。这都是不良倾向。而在民主社会里,有应享之权利,亦有应尽之义务。

第四,明确“自由”的内容及原则。梁启超归纳出自由的原则为“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于法律之下”。为了求得真正的自由,必自除心中的奴隶始。不要作古人的、世俗的、境遇的、情欲的奴隶,用自己的道德心和良知良能处理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也就无往而不自由了。一个公民要能正确地行使“自由”权也是不容易的,如“选举”的自由,选谁不选谁需要独立自主的判断力,需要有不为金钱贿选、武力迫选、亲戚朋友拉选等等所左右,实行选举中的真正自由权。

第五,关于服从。按照公民要求,从法律意义上说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但作为国家或团体一分子而言不能没有服从。他提出服从诸原则:“不可服从强权,而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不服从公定之法律”;“不可服从少数之专制,而不可不服从多数之议决”。多数人亦应尊重少数人之意见。

以上是“公民意识”的主要内容,因此说《新民说》的主旨在建立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及品格。这说明,早在100年前,中国人民即开始滋生追求建立“公民意识”的完整设想。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压迫,人民毫无民主自治传统,广大乡村受家族宗派的束缚,使公民意识无法生长,更受经济落后和生活困难的影响,人民求衣食温饱不可得,更何论政治自治。

(三)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立基层民主的政纲已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迫在眉睫。同时,也要认识到,在历经千百年专制统治的落后农村,建立广大人民的公民意识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无法一蹴而就。目前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只是发展基层民主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需要逐渐培养公民的政治能力,因为有了“公民意识”不等于有了“公民政治能力”。人的“公民意识”,通过数月的讲授宣传即可明了大意,但政治能力的养成,却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它不仅受自身文化素质政治水平及经济的影响,还受亲情、友情及金钱所左右,一时不能独立、自由地行使权利。

瑞士、英国的基层民主能力,是从中世纪开始孕育出来的,经近代公民意识的教育,先后经数百年的磨练,才形成现代文明民主的意识和能力。日本明治维新后,在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的基础上,也历经近百年的训练,才建立较为完善的基层民主。因此,我国提出“发展基层民主”的当务之急在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地推行基层民主和训练公民的政治能力。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为了加速基层民主进程的到来,1922年梁启超曾提出一个建议,基层民主政治应该从知识分子密集的大学里优行试行开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稳妥可行的办法,因为在大学学生、教师中公民意识和政治能力较有基础,易于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在大学里率先实行民主政治,不涉及地方行政,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同时,大学生密切联系广大城乡基层的千家万户,他们可以迅速将“公民意识”、“行政能力”宣传和推广开来,也有利于他们尽快成为建立基层民主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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