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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史》总序 杨天石  
 

□杨天石

中国古代无党,实行“帝治”,靠以皇帝为绝对权威的官僚系统治国。政党的出现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阶段以后的产物。最初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是松散的政治性团体,然后才逐渐出现有明确政纲、党纲和特定组织形式的政党。政党的主要活动是从政。因此,写一个政党的历史,就不仅要写这个党本身的党务和组织发展,而且要写它的政治方针及治国经历。中国国民党主张以党治国,长期一党专政,实行“党治”,因此,写国民党的党史,最重要的是写出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全书的轴心。以此为轴,然后写出它的方方面面。

如果从兴中会算起,中国国民党已经走过113年的历史,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自1894年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是它的革命时期,其对象是腐朽、顽固的满清政府;自1912年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是它的继续革命时期,其对象是北洋军阀。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是它统治全国的执政时期。1949年之后则是它的退守台湾时期。在这一百余年中,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经过反复思考、研究,我们决定尝试一种新的写法,即条块结合,经纬相成,分门别类,深入考察国民党史上的若干问题,例如思想理论、党务组织、内外政策、国共关系、执政工具等,每一方面写一本书。分之可为国民党的若干专门史,合之则为国民党的总体史。这种写法,有助于对国民党史的深入和全面开拓,也有助于为读者提供在一般著作中不易获得的知识。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与许多仁人志士为“振兴中华”而建立的革命政党。它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建立过四大功绩。一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终结帝制,开辟共和,实现了中国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一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北伐,在这种合作破裂后,继续北伐,推翻了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对中国的十六年统治,试图重建国家统一。一是再次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击日本侵略,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一是退守台湾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并且实行经济、政治改革,促进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和两岸关系的改善。当然,在其历史长途中,中国国民党也犯过这样、那样的过错,给中国人民带来过许多灾难。如1927年的“清党”,对苏区的十年围剿,抗战胜利后的三年内战,等等。国民党的功绩和过错都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都应该科学地加以阐述和总结。

在组织类型和治国模式上,国民党最初效法西方政党。自上一世纪二十年代起,它接受苏共模式,实行一党制,至四十年代,国民党先后召开“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号称“还政于民”,而一党制的实质未变。政治上的高度专制,统治层的普遍腐败,多年战争带来的经济上的不堪重荷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特别是在它执政的二十多年间,始终未能解决孙中山视为历史重心的“民生”问题,长期不能满足农民的温饱和土地需求,终于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对象,并且因此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统治。退守台湾后,它痛定思痛,实行在大陆时期早就想实行而未果的对党的改造,推行了部分新政策,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它在2000年的政党竞争中未能保住执政地位。这些,也都应该科学地加以阐述和总结。至于它是否能历劫不磨,浴火重生,则有待于它自己的努力。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过两次合作,但也有过两次分裂。关系不同,彼此对于对方的评价也就因之不同。合作的时候,彼此之间自然会或多或少地称扬对方;双方分裂、厮打的时候,为了要将对手打翻在地,除了使用武器的批判外,也还要使用批判的武器。例如,抗战初期,毛泽东曾肯定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有光明的前途”,而后来则指责其统治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又如,对蒋介石,毛泽东在1938年曾经誉之为国民党历史上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的领袖”。然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以后,就被指斥为“独夫、民贼”和“人民公敌”了。这种情况,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缘由,可以说是政治斗争中的常见现象。只有在尘埃落定、雨过云收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撇开一时的恩怨和偏见,冷却爱恨情仇,不是局限于某时某事,而是纵观前后,通览全局,对既往的历史做出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今天,摆在海峡两岸人民和政治家面前的课题是结束敌对状态,交流对话,协商谈判,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为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作科学的、全面的审视,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了。

唯物主义的研究原则是充分占有和研究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按历史事实写作,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本相。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既是历史科学的源泉,又是检验一切历史观念和判断的唯一标准。我们一直勉励自己,努力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研究和写作,也希望读者用这一原则来检验和评判我们的成果。近、现代的历史距今未远,人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对这段历史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允许讨论,允许探索,允许争鸣,在讨论、探索、争鸣中不断接近真相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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