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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视角看缩小贫富差距 张维为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张维为

从国际视角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都遇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应对这个挑战既有比他们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们不利的地方。我们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国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 200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20万亿元,约为印度的两倍。财政收入达近4万亿元,中央和地方监管的国有资产超过20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14000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超过16万亿元。这与30年前国内生产总值仅3600亿元,财政收入仅约1132亿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强盛,我们就有能力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使全体国民在基本生活、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免除国民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1979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只是城镇为主的保障,现在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保障。我去年访问了古巴,感觉其经济状况异常艰难,但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国今天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观念上也有了突破:过去往往把保障体系看作是一种负担,现在知道这个资金发放下去,会较快地转化为消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除生存与疾病的恐惧,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对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我们基本没有种族、宗教等问题的困扰。在印度、非洲和拉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富差距往往和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印度最穷的是贱民,印度的上层往往是婆罗门,他们对贱民非常冷漠,不与贱民握手,不与贱民喝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贱民的身影当作是一天的晦气。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扶贫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异和经济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中央财政,再转给贫穷的科索沃人。“那边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会理直气壮地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地方主义的问题,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得多。

第三、我们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总体效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全国取消农业税,几乎立竿见影,说到做到。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事可能扯皮十年还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农民收入的优惠措施,很快就导致深圳和上海等地农民工一时的短缺。

此外,从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贫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与边远农村的差别。而在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居民已经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墨西哥城,你开车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居住的贫民窟就是半小时之内的车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城市恶性犯罪率极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称之为“城市战争”,每年约4万人死于枪杀)。我们最大的贫富差别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与边远的山区。这种空间距离,使我们获得了某种解决贫富差距时间差。

但是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比其他国家困难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正处在自己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速度较快。新旧制度交替之际,总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败、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满。过渡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又会导致更多的不满,特别对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诱发社会危机。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人发指。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里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压死了一个小孩,他大声训斥孩子他爹:你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么?孩子他爹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赶紧拉住他,劝说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吗? 侯爵点点头, 然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你还可以阅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阅读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莉妹妹》,你就知道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恶,多少牺牲。现在国内不少人谈北欧模式,中国能够今天就达到北欧的水平固然好,但这确实不现实,这还需要我们很多年的不懈奋斗,而且丹麦这样的国家也经历过自己《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阶段。

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西方国家可以易如反掌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国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奴隶和无数华工“苦力”当时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千多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千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奇迹。现在的国际竞争的条件是多么苛刻:游戏规则是人家制订的,你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人家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极为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奋斗乃至牺牲,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大家如能从这么一个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待中国今天的进步及其伴随的问题,目光可能会更深远些,心态可能会更平和些。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第二、我们文化中有一种超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我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明显小于许多国家。比方说,印度的贱民是一个一亿六千万人的贫困阶层,但他们大部分非常认命,穷就是因为自己上几辈子积德不够,社会反抗和革命动力不强。而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强,这总体上是积极的,体现了人的尊严,比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迅速转型的国家,这种平等观也可能带来某些困惑,因为社会变革总会带来利益调整,一个习惯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产生不满、牢骚甚至抗争。有些不满很有道理,反映出来的问题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决,有些不满则包含了妒忌和泄愤等非理性的成份。

第三、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又导致我们中国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显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印度,哪怕你是个饭店的跑堂,住在贫民窟,但只要会说几句英文,自我感觉就属于中产阶级了。而中国,经常光顾星巴克的白领也常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据说要有两处房产才算。我们现在年轻人结婚,房子成了结婚的“起步价”,网上在线调查的问题是“你会和一个没有房子的男友结婚吗?” 这个在中国看似很自然的问题,实际上可算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质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国都属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瑞士自己拥有房产的人去年才达到总人口的36%,法国高些,达到55%,都大大低于中国,但满意度最差的是中国。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国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轻人结婚绝大多数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辈子没有买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中一些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想买房子,如不愿意背上债务、崇尚自由迁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确实是资金不够,置业对很多人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中国住房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级消费,在加强廉租房建设的同时,尽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这方面国际社会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再买房,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做法。

总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解决贫富差距有难处,也有易处,但总体上还是易处多于难处,所以我们可以树立信心,把这个问题逐步解决好。我们应该在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同时,尽快建成国民社保体系,使得全体国民消除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建设一个机会公平的法制社会,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体制创新来遏制腐败,使所有人尽可能获得比较平等的发展空间。我们要通过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种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并形成一种同舟共济、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我们还要通过教育,培养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习惯,包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这不只是指亿万富翁和贫民百姓之间,而是指我们社会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人权的概念,只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就要互相尊重,并从互相尊重中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

我们还要提倡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环境暂时还不甚理想的时候,我们更要提倡这种精神。外国人对海外华人的印象有褒有贬,但几乎都同意这一点:华人具有罕见的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公正,华人一般都能通过发奋图强,站稳脚跟,最终成为社会上比较成功的阶层。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印尼的华人蒙受过多少歧视、欺辱、甚至杀戮,如果连1965年大规模排华骚乱也算进去的话,华人因各种排华骚乱而致死的人数估计至少有几十万(也有估计超过百万),但不屈不挠的华人还是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干了出来。华人虽然只占整个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却掌控着印尼经济的半壁江山。我认识一些印尼华侨,听过他们抱怨,看过他们流泪,但他们都有一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制度越不公平,他们越要干出个样子让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包括社会不公的种种现象,但总体的大环境在不断地改善,自我实现的机会很多,中产阶级的阵容迅速壮大,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中国整体的发展环境比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知好多少倍。我们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其消极等待外部条件的改善,不如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奋斗进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言放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的希望在此,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在此。对个人来说,只要你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败你。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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