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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管制的强化是最大的政策风险 邓聿文  
 

□邓聿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米瑟斯曾在一次演讲中,以牛奶为例分析了政府管制价格的危害。他说,政府为了让贫农能够有牛奶喂孩子,规定了牛奶比潜在市场价格低的最高价格。但对于边际成本生产者来说,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低于其成本,他不可能长期承受亏损,这样他就停止为市场生产牛奶。从而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将导致牛奶比以前更少,同时需求相对更大。以前虽然牛奶很昂贵,但是人们能够买到,现在由于牛奶供应更加短缺,一些准备支付政府规定价格的人也买不到牛奶。要买到低价牛奶,人们只好排队去商店抢购。这样下去,政府采取的下一个措施便必然是配额制。

米瑟斯的这个例子似乎专门是讲给我们听的。在某省前不久召开的人代会上,有人大代表就建议恢复“粮票、肉票”等票证制度,以保障民众特别是低入者生活必需品供应。此话一出,舆论哗然。虽然不必担心这种开倒车的建议会成为政府政策,但此种建议背后的思维所隐含的对指令性经济和政府管制的崇拜在现实中却不是孤例,并且一有机会总要顽固地表现出来,因而我们不得不对此要格外警惕。

由于担心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加之春节期间商品价格一般是上涨的,国家在年前出台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规定面粉、大米、面条、食用油、牛奶和液化气等12种与居民基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商品的所有主要生产商和零售商,都必须在24小时内向政府通报任何一次性超过4%的涨价措施。此次临时价格干预旨在市场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力求将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最合理的程度,但从下面一些省市出台的措施来看,要求申报备案的商品普遍比国家发改委规定的要多,有些地方规定列入价格干预中的商品只要提价就必须备案,不管幅度多大,个别地方甚至规定在春节期间所有商品一律不得涨价。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管制对政府来说总是一种方便的手段,特别是我们有着深厚的计划经济传统,并且对政府权力有着根深蒂固的迷信。这种源于管制理性主义的思维认为政府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政府无所不能,可以充当市场的“救世主”,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制订出合理的替代方法并在合理的市场空间得以实施。管制理性主义最集中、最突出、最全面的体现就是市场的一切行为都要通过政府的审批,或者说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可以随时附加某种强制或限制。虽然市场经济的改革在我国已推行多年,但用审批的方法、强制的方法对市场进行直接的行政管制仍然是很多政府部门干预市场最常规、最拿手的方法。

然而,理想化的政府正如理想化的人一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政策递减效应、法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政府管制往往于事无补,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还经常会起相反的作用。不仅如此,政府越俎代庖为市场主体计划一切,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决策代替市场选择,也限制了竞争,扼杀了市场活力。

具体到价格管制而言,由于价格取决于供需,假如人为设定价格,将会扭曲供需信号,从而导致黑市泛滥。或者为了满足需求,生产者就不得不降低产品和服务标准。兰州拉面就是一个例子。去年当地政府对拉面实行限价,结果拉面分量就变小了。价格管制的后果当然远不止这些,正如米瑟斯所说,政府一旦政为消费品制定最高价格,它就必须介入生产品,限定生产那些价格受制的消费品所需的生产品的价格。这样,政府从几种商品的价格管制出发,进而越来越深入到生产过程中,为所有生产品都制定了最高价格,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由此来看,价格管制的最终受害者将会是那些盼望政府管制的普通民众。

去年全年我国CPI上涨了4.8%,远超国家规定的3%的目标,尤其是后三个月,涨幅连续超过6%,进入今年一月份,尽管有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出台,但CPI再创新高,达到7.1%,2月份据预计物价指数也将在7%以上的高位运行。这当然有雪灾的影响,但也可看出,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并未发挥预期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其所稳定物价的作用不是很明显。可正因如此,笔者担心临时价格干预有可能演变成长期的价格管制。因为对价格主管部门来说,他们可能恰恰会认为,物价居高不下是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作用发挥不充分的结果。果真这样,这将违背临时价格干预的目的,因为临时价格干预的核心就在于“临时”。

总之,在目前的高物价时期,对物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在一个有着深厚管制传统而且管制也在现实发挥作用的国家,必须防止借干预之名回归管制的旧体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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