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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患·睿智·大器 金一南  
 

□金一南

自从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北宋时期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朝末年魏源提出“愤与患,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在中国,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提倡这种意识,已经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尽管曾经苦难深重,却因地大物博,回旋空间巨大,中国又不是一个忧患意识很强的国度。国人多以“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天无绝人之路”为信条,除非出现十分强烈的外界刺激,否则普遍缺乏真正发自内心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也许两者都是事实。今天的问题是: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近3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再谈忧患是否已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已是“杞人无事忧天倾”?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忧患?还有没有忧患?如果需要、也有的话,它又来自哪里?

简要回答:来自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客观分析和冷静思虑。

从外部环境看,当国民经济对外部商品市场、资源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的需求和依赖日见加深、外部市场对我经济发展制约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世界经济波动,全球贸易走势,国际金融市场起伏,国际能源资源供求变化,国际安全局势动荡等等,都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国家发展与安全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与此同时,现存的国际规则及组织基本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和主导,我们要融入其中,必须付出相应代价。一些国家看到中国快速成长,既想从对华贸易中尽可能多地获取好处,又想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限制;再加上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者大有人在,产品质量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都能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手段;利用各种组织、各种规则对我进行的围堵也在明里暗里进行。特别还要看到近30年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国家经济重心逐渐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形成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区;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三大经济区势必成为未来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区域,而临近该区域的东面威胁也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日益凸现:朝鲜半岛局势所含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同时并存;东海海洋权益维权斗争情况复杂形势严峻;“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可能性不能低估;南海资源控制权和航道控制权的争夺也日益浮上台面。国家核心发展区域与主要威胁方向的重叠,使国家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尤其还需要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社会主义处于全世界低潮的时候,不依靠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支持协助,独立地走上崛起道路,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也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西方国家至今没有放弃、今后也不会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安排。如何在这一特殊环境中有效维护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权益和空间,是新世纪中国发展与安全筹划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战略课题。

就内部环境看,首先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相互碰撞、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使内部不稳定因素增多。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对这些问题处理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卓有成效地健康推进。第二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基本形成,但外向型经济的安全标准并没有相应建立。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福利指标,均无法代替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安全指标。特别是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海上运输通道安全、海外资产安全、海外侨民和劳工安全、海外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安全等问题与内部安全日益紧密相联,确立新的发展安全标准,成为新世纪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事项。第三是与新世纪国家地位相较,国家战略能力依然不尽相称。国家战略能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着眼本国安全利益目标,为预防和应对可能的危机、冲突或战争,所能调动和使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这是一个涉及多因素的复杂动态体系,既包括国家的土地、矿产、人口等资源要素,也包括国家经济机制、政治机制、军事机制等机制要素,还包括经济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等能力要素,以及国民素质及精神状态、领袖集团素养、战略筹划与决策能力等精神要素,而不是单一力量的反映。增强国家战略能力纵然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统筹考虑,但毫无疑问,军事力量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支撑力量。其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是军队的作战能力。这是硬实力中的硬实力。力量是安全的基石。没有军事过硬这一手,不但会失去斗争的坚定性,也会失去斗争的灵活性。以台海形势为例,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必须有强大军事实力作战略支撑。只有切实的军事斗争准备,才能让全世界不低估中国人民追求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只有拥有坚强的战争实力,才能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重申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及时抓住并利用机遇、实现加速发展,更取决于能否赢得挑战,使国家发展不为其他力量所牵制。所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能否抓住发展的机遇期,能否把机遇期有效延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一个反复被证明的道理是:不战胜挑战,就无法赢得机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忧患,就是认识挑战,就是争取战略主动的第一步。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全党提出了四个“一定要”: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这四个“一定要”从始至终渗透着一种昂扬的奋发,从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刻的忧患。人无忧患,睿智不成。国无忧患,大器不成。古往今来大量事例说明:安全来源于忧患,志向磨砺于忧患,创新起始于忧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开端。如果没有对旧中国历史灾难的深刻认识和拯救民族命运于水深火热的坚强决心、进而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产生。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继续。如果没有对“文化大革命”让国家经济达到崩溃边缘、政治和社会生活也进入危险边缘的深刻认识,进而产生“不搞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的坚强决心,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空前严峻考验、不按“三个代表”去做就可能丧失政权的情况下提出的。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则是在长期高速发展形成的环境资源代价过大、区域发展失衡、社会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如果不科学发展,我们的发展就难以为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可能半途而废。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因来自忧患。没有忧患意识,就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产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没有今天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

千年沧桑,百年巨变,铸造和锤炼着中华民族的忧患之魂。每当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蓝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高高唱响之时,渗透词曲中的忧患意识会化作催人奋进的巨大力量。人类社会的思想实践和社会实践反复证明:大忧患出大思路,大忧患出大格局。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以半个多世纪时间,从一个衰弱不堪的穷国开始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这是新世纪中华民族的大格局。有大忧患,才有大格局;有大格局,才有大利害。十七大报告展示的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格局,将对中国的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也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要维护的大利害。报告中说:“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是共产党人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的有力保障,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筹划国家安全战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统一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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