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放烟花爆竹除了表现个人爱好和民族风俗之外，还可以当作公共事务来思考。

我有个朋友心脏不好，需要静养，每到春节等时日，一连几十个小时完全无法安睡，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以及连带引发的各色轿车防盗器的鸣响闹成一片，再难受也只得忍受。朋友说，他理解和尊重大家放烟花、鸣爆竹以示喜庆的习惯，但在以多数人的喜好为准的同时，兼顾另外的意愿，尤其是稍微考虑其他合理的生活习惯，也并不是做不到的。比如，如果规定在深夜两点之后不得鸣放烟花爆竹，应该不算是过分的限制，而对于养病的人、对于第二天还要上班的人、对于有正规作息习惯的人，却是急需的、功德无量的。

我初一在自己所在的小区里看了看，各处是鸣放烟花爆竹的人群，地面上散落大量燃放后的碎屑，有的地方厚厚地堆积起来，超过数寸，一阵风刮来，卷在空中，乌烟瘴气。我们很难设想，在广大的燃放烟花爆竹的人中，多数人会带上撮箕、扫帚，在燃放之后清扫一番；我们也很难设想，在这样的人群中，多数人相互叮嘱：“现在已经是深夜，有人需要休息，明天再玩吧！”我们还可以设想，即使其中有这样的人也没有用，因为少数人自觉行为的后果会被多数人行为的后果吞没和掩盖，他们的自觉和努力不起作用。

既然群体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就是如此，那么，从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唯一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有关市政管理部门发布规定，对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善后处理事宜作出规定，同时要向大家说明，这样的规定是合情合理的，要使民众明白，在享受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和快乐时，我们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要么放任自流，要么统得死死的；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几种对立的价值中选择一种。我们很少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在规则约束下的自由，在对立的价值中追求折中和平衡。

（2008年2月9日《南方都市报》徐友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