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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改革博弈走向复杂化 赵义  
 

十七大报告重申了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完善和“从源头上反腐败”,各级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和行政审批权力都有所缩减。但是,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依托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些能够接近于这种权力的“红顶商人”也由此暴利发家。与此同时,许多行政审批和变相的行政审批死灰复燃,或者假借各种新的名义设立新的行政许可。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企业家寻租活动有增强的趋势。

世纪之交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回潮,与阶段性特征的关系很密切。比如一段时间的重工业化的争论中,观察者就发现,一些地方推行重工业化战略,与政府对要素价格的直接干预密不可分。在城镇化扩张包括大规模新城建设中,更是离不开政府对土地交易的深度介入。以至于国家不得不开展清查囤地的整治运动。

越来越多改革变量的存在可能产生改革成就相互抵消的后果。比如这些年强化一些部门的垂直管理,如国土部门,意图解决政令不通问题,这样的改革也可能赋予了垂直部门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从中央政府来说,一方面是保证政令贯彻,另一方面对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施加强烈的外部约束,虽然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真实动力还有待深入观察。

但受困于收紧土地申请的约束,地方政府自然会“下有对策”,对产业结构的强烈调整就成了自然的选择,从另一个方面强化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强化审批,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背道而驰。这在一些地方是出现了的。

(2007年第22期《南风窗》 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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