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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讲真话不如破除官场潜规则  
 

代表委员不敢讲真话,只会说些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类似的抨击声音,从全国两会一直到省两会,每年都有人提及。况味复杂的是,两会成了动员与会者讲真话的政治场合,代表委员每次都要经受开会常识的教育,如此这般,这些年不再是新鲜的事。问题只是,年年鼓励讲真话,只能证明妨碍讲真话的氛围仍未消除,那些让代表委员畏惧的力量依然强大。

说到底,宪法意义上代表民众议政的两会人士究竟怕什么?他们若讲真话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其间的微妙,那就是对上司的忌惮。这里的“上司”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具体的某位领导,还有一种是虚指,泛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自我审查,它表现为一种官僚体制内的潜规则,大多担负官职的代表委员谙熟其道,对于讲真话的后果想必比一般人更清楚。

换言之,对于代表委员而言,讲真话的风险很可能就是要承受某种报复。即便有可能行使这种报复的人仅存在于理论中,或者根本就不在会场。但为了安全起见,代表委员就只是唯唯诺诺,出席两会要么不说话,要么只说风险为零的空话套话。与此相比,港澳委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架构,讲真话对他们具有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涵义:它只是起码的人性之一,而绝非难以企及的政治道德。因此,敢不敢讲真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此,拿是否讲真话作标准去衡量论政水平,确实会冤枉某些代表委员。

究其根源,真正该负责的不是具体人等,而是弥漫在代表委员周边,甚至已经浸入他们内心的某种政治气氛。无声无形,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政治领域中大小人物,让他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阴影下。鼓励讲真话,就是要不断破除这种特有的政治气氛。否则,讲不讲真话,讲什么程度的真话仍会是可望不可即的政治要求,很难落实为代表委员参政的基本素养,也就很难转化成民众希望中的政治现实。

总之,不敢讲真话、不能自由发表言论的代表委员有他惧怕的缘由,消除他们的惧怕倚靠更多的政治现实被矫正,或正常的政治原则被不断树立;相应的,听不见多少真话的人民两会是有缺陷的。

(2008年2月20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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