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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1987:理论上的三个重要建树 曹普  
 

□曹 普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至1987年十三大,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在这个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重要命题,都相继提出或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轮廓。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也认为,这个时段是中共在理论探讨上最大胆、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本文拟从简要回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步走”发展战略论三个命题提出和确立的过程入手,对这个时段党的重要理论建树略作记述。

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异端”(“商品经济”)

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

从1978年算起,我们党为打破“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个“金科玉律”,曲折探索了14年,直到1992年十四大才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这个过程中,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定位和表述,是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的过渡环节。

早在1978年7~9月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就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汇报时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3月,陈云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研究提纲,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据此,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谈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

此时,也有学者明确主张,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定性为“商品经济”,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场取向。1980年9月,由薛暮桥等人执笔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这个观点很快受到批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能是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在此情况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没能取得新的进展,只是重申和正式肯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对于打破长期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一大进步,成为指导初期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是它仍然强调计划经济,因此也有局限性。十二大以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政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框,大胆推进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改革的希望和出路所在,因此提出要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

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84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常委写信,提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5页)。9月11日和13日,邓小平、陈云分别批示同意。这样,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郑重宣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而为“商品经济”“平了反”。

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突破,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91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提出,搭起了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桥梁”。三年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个表述离确认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自马克思以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然而,不管是苏联还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都曾出现严重偏差,并导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重大失误。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1977年10月,邓小平说:“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陈云也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据此,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233页)叶剑英的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作了基本估计,已经孕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思想。

在党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年后,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二次使用了“初级阶段”的概念,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十二大以后,有人提出,把我国社会主义定位在“初级阶段”是一种历史倒退,我国目前是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1983年初,有关部门还发布了一份关于《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纲,提出要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受此影响,国内关于“初级阶段”的研究和讨论便沉寂下来,包括前文提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都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1986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的文章,再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问题。6月16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选》编辑组在《人民日报》发表介绍《陈云文选》的文章,呼应了这个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从低级到高级,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我国目前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状况,表明我们还只是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要考虑这个事实。” 在此情况下,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才掀开了新的一页。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也第三次使用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但是,党的文件中虽然三次出现过“初级阶段”的提法,但都未加以发挥,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都集中到了1987年要召开的十三大上。

1987年3月21日,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在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立论的根据,来规划各项大政方针。3月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大会报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点作了系统阐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意义重大,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国情,成为排除“左”右两种干扰、大胆实施改革开放各项方针政策的有力武器。

确立“三步走”发展战略论

——从“温饱”、“小康”到

“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我们党关于中国现代化长远建设目标的总构想。这个构想,是在对“四个现代化”目标首先作出修正的基础上提出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到1987年正式确立,前后历时近10年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访问美国,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厂、约翰逊航天中心、休斯公司、波音公司等大型现代化公司企业,“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感到很有收获”,(《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页)。美国社会高度现代化的“冲击力”,再加上此前在日本、新加坡访问时的见闻,使邓小平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由此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既定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行性问题。

1979年3月21日,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邓小平第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同上,第496页)。两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同上,第497页)。10月4日,在出席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工作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时,他又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同上,第563页)“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表明邓小平经过国内外比较和思考,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呢?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给出了答案,就是:“小康之家”。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同上,第582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目标。“小康”目标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很快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

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经济初步繁荣。1983年2月6日至18日,邓小平专程来到人称“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等地考察了12天,论证“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行性,结果信心大增。这样,从1984年起,邓小平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问题,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

1984年4月18日,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邓小平说:与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上,第970页)5月12日,在会见尼日尔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时,他又说:“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把中国建成一个小康社会。……我们准备再用三十年、五十年的时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同上,第973页)这是关于“两步走”的表述。此后,在1984~1987年的3年时间里,邓小平又十余次谈到这个问题。1987年2月18日,在与加蓬总统邦戈谈话时,邓小平把此前一直使用的“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改成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基础上,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的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为十三大报告所采纳。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被邓小平称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经过努力,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前两步目标提前于1995年完成。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21世纪前50年新的“三步走”战略。目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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