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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

   4月15日上午9:00,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描述2014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回溯强力反腐、消融改革坚冰、树立政治权威的历程,展示依法治国纲领下的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格局。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实录 图片实录 返回直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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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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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15日上午9:00,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描述2014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回溯强力反腐、消融改革坚冰、树立政治权威的历程,展示依法治国纲领下的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格局。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 主持人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尊敬的王利明常务副校长、尊敬的毛振华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媒体朋友们,还有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上午好!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4年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现在开始。衷心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和媒体朋友的光临。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教授;毛振华教授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唐惠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聂辉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祁凡骅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创新报告科技组的其他专家,欢迎各位!

    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致辞。

    2015-04-15 08:38:37

  • 王利明: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在这里隆重举行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各位嘉宾、新闻界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创新报告2014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元年为主题,对这一进程作了全面的阐释和评估,报告作为国内首部系统反映国家改革创新的白皮书,对2014年国家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进行记载、研究和评估,从学者的角度以全新的思考并总结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可以说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所推出的一项重要的智库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是人民大学重点打造的高端智库,确立了以“国家治理”为智库长期研究和资政的主攻方向,从国发院创办起就注重将人民大学学风、学科的优势与中央的决策需求和社会需求相结合,将社会力量和学术力量相结合,将中国的真问题与全球的视野相结合,将研究所取得的深刻思想与科学方法论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国发院副院长杨光斌教授的好几篇论文国家领导人都有专门的批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国发院现在已经成为人民大学最重要的智库品牌,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对今天来的各位嘉宾、媒体界的朋友们,对大家长期以来对国发院的成长所提供的支持和关爱、各种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2015-04-15 09:08:22

  • 王利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智慧结晶,如何实现好治理能力或者说如何实现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全面: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一条重要路径。我们知道,现代化的前提还是社会富裕,但是仅仅是社会富裕还是不够的,还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和化解。而全面深化改革又必须要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因为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依法治国才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也是最能够将改革的成果制度化的路径,只有全面实行依法治国才能更好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有效化解改革中的各种矛盾,保障改革顺利进行。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力量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从严治党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四个全面的提出可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呼应,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战略目标,那么四个全面就是基本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围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四个全面,接下来的任务是需要我们人民大学国发院以及类似我们这样的智库机构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建议,积极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献言献策。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学校衷心祝愿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取得圆满成功,对各位的到来再次表示衷心感谢,谢谢大家。

    2015-04-15 09:16:41

  • 主持人刘元春:

    感谢王校长的致辞,下面有请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人大经济学院教授毛振华致辞。

    2015-04-15 09:21:13

  • 毛振华:

    尊敬的王校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深圳发展研究院,代表理事长张思平先生对这个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也对我们课题组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我是双重身份,我是经济学院的教授,原来经济宏观论坛我每年都参加,这次我是代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借这个机会把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是2013年在深圳成立的一个民间智库,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立足深圳,从事我国的创新改革发展研究的一个民间智库,所以它的诞生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没有主管机构,完全由民间捐款来支持这个机构的研究。我们创新发展研究院有几个主要产品,是要打造成中国有特色的创新发展研究的一个智库平台,其中一个产品是深圳大梅沙论坛,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最近,我带了中国学者访美团访问了美国的主要智库,包括东西方研究所、美国战略基金会、美中关系委员会,还有基辛格中国研究中心,他们都对这个论坛非常关注。

    2015-04-15 09:22:08

  • 毛振华:

    我们每年会出中国创新报告,今年是第一次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合作推出。另外在深圳还要做深圳改革的评奖,还要做深圳改革论坛,还要立足于深圳做一个港澳政策的研究中心。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本身的发展正好迎合了我国关于发展智库的需求,从我们国家来看怎样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怎样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力量动员起来。这次中国创新报告课题组几易其稿,用差不多一年时间,反复酝酿,其中又开了好几次专家讨论会,这个报告不仅仅是我们课题组的成果,也集中了我们在北京的许多知名学者的智慧,我们希望这个报告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个报告选取一个独立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有影响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重大事件,我们认为2014年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元年。中国是一个新的历史征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报告从创新发展研究院也好,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也好,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以后这个报告做得更好,也接受大家的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5-04-15 09:28:38

  • 主持人刘元春:

    感谢毛院长的致辞。下面的环节是课题组发布,有请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唐惠建先生主持。

    2015-04-15 09:33:06

  • 唐惠建:

    各位媒体界朋友,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主持接下来的精彩内容。首先请总报告的执笔人祁凡骅教授做内容发布。

    2015-04-15 09:33:36

  • 祁凡骅:

    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学界精英,大家好,我代表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团队就我们总报告的写作思路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举措震惊了中外,震动了世人,这些举措都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进行统领的。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来解读,解读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点?对这个解读,比如新加坡有新加坡的观点,香港有香港的看法,西方有西方的评价,我们大陆的学者有什么样的声音,这个报告就是我们对这方面思考的呈现。

    2015-04-15 09:34:34

  • 祁凡骅:

    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从领导学的角度来对它进行分析,从领导理论来看,有一个世界顶级的领导学家叫伯恩斯,他是现在在世的最著名的领导学家,他曾经提出:一个新的领导集体上台之后,有几项战略的选项,我上台之后怎么施政,有几个战略选项,核心有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愿景聚焦关注。这一代领导怎么引起大家的关注?愿景引起了大家关注。这届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这是从引起关注的角度来做的一个战略选项。当然这个中国梦既有中国每一个民众自己的梦,也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整体的梦,有一个愿景的展开,这是第一个战略选项。

    二是通过定位赢得信任。这是发展定位,我们知道定位本身就是战略,通过展示自己的战略来赢得社会各界的信任,这是一个思考。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梦今后20年甚至30年我们发展的战略展示。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有国家治理能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互动过程中或者是竞争过程中话语权的重塑,这实际也是一个定位。

    三是通过沟通构建价值。沟通的途径主要是社会建筑,通过社会建筑来进行构建,社会建筑最核心的是文化的建设,通过形成整个国民大家共同认同的,对当前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梦想的解读或者是价值。我们可以看到新的领导集体构建的核心价值观,并且现在推广的力度很大,到大街小巷,甚至中学都在推广。还有文化层面的一系列变革的规划,大的还没有展开,但是有规划。

    四是自我发展。我们知道新一届领导要从严治党,就是把自己本身的执政队伍打造得更加现代化,更具现代治理的能力。这四个战略选项中可以看到,新的领导集体都着力了,虽然他们在着力当中的选项和顺序是有智慧安排的。我们在报告分析过程中,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来探讨和分析,这届领导都做了哪些整体的安排。

    2015-04-15 09:47:11

  • 祁凡骅: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时代的呼唤,所谓时代的呼唤回应了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形势需要,符合这个情境。第一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中国发展“险滩期”的历史性选择。为什么是险滩期?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8倍,中国的发展是巨大的,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体会到或者感受到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生活当中环境问题,雾霾突破临界点突然爆发,包括我们吃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确会带来挑战。新一届领导如何应对就决定了我们改革发展航程是不是顺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发展险滩期,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

    第二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未来改革蓝图的描绘。新一届领导上台之后,国人充满了美好的期待,新一届领导到底做什么,把我们引领到哪儿?刚才我们谈到愿景的提出,改革战略的描绘是新一届领导给我们的展示,展示了改革方案的设计。

    第三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互动中话语权的重塑。为什么这样讲?“治理”这个词不是我们先提出来的,“治理”这个词西方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流行,西方谈的是政府治理,关注几个核心的点:一是去政府化,很多事务处理过程中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弱化,我们觉得这个标准不适合我们,和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环境是不契合的。我们提倡政府与社会当中的伙伴关系、网络治理等理念。西方拿这个标准,用西方的民主、分权的理念来衡量世界上其他国家政治发展或者国家发展的现状,包括世界银行,是根据这个标准来评判发展中国家发展状况如何,是否提供贷款,都拿这个标准来衡量。

    2015-04-15 09:51:57

  • 祁凡骅:

    如果按照他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是弱势的,有些人说西方的价值观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的标准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这个团队,特别是杨光斌教授提出,我们可以横向国际比较其它人口大国,比如前一段新加坡的李光耀去世了,媒体很关注,觉得他治理得很好,但是新加坡弹丸之地的治理模式无法引到中国来,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说他的思路我们没有借鉴之处,但是移到中国不可能。我们的模式需要我们自己来摸索,全世界超过1个亿的大国比较过程中会发现,总共有12个大国超过1个亿的人口,美国、日本、俄罗斯是发达国家,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来比的话,我们中国是最出色的,我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众生活的变化当然是最出色的。我们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和西方不同,我们可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或者选择的选项之一,这是我们团队基本的判断。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是把政治因素加进来,政治稳定、政党因素加进来之后,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考量,这个考量有了之后,慢慢我们的标准就可以成为跟西方通话过程中一个新的概念和标准,所以这是话语权的重塑。特别是中国现在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领袖式的国家,我们的标准和价值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当然,这个标准要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才能成为领导者,否则这个领导者就是我们自己封的。我们后面谈到中国的理念和模式的推广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些要素,这是一个整体的架构。

    2015-04-15 09:56:18

  • 祁凡骅:

    在这个基础上,整体的报告分为三个大的模块:第一,描述了去年一年来的五大变革。另外是针对当前治理变革中面对的挑战提出了五大挑战,还有一个展望。今天我着重和大家分享前两个模块的内容,就是五大变革和五大挑战。

    五大变革包括:去年值得我们着力研究的变革领域当中,政党治理、依法治国、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这四个领域当中的变革力度是比较大的。政党治理当中,反腐更是大家感受最明显的,这里的力度也是最大的。把反腐单列出来,形成五个大模块的变革。一是对中央领导决策机制进行顶层设计。二是强力反腐,消除改革坚冰,树立政治新权威。三是绘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后绘就的法治路径,这是回答了我们未来的治理,这实际是我们治理现代化当中一个路径的选择。四是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和财税体制新变革,包括城镇化等一系列变革的措施。五是改革不平等制度安排,提升社会公平。社会问题多发主要是公平上民众感觉不够,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不断谈到了社会公平这个价值标准,我们发现社会治理变革当中针对民众关注点相对聚焦的问题有了制度上的安排。

    2015-04-15 10:00:11

  • 祁凡骅:

    政党治理方面:顶层设计,构建新权威。

    (一)国家顶层决策机制的新变化。对领导集体来讲,最重要的是决策机制的变化。决策机制变化在哪儿?

    1.成立最高规格的统筹决策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新的一届领导集体成立了五大领导小组或者叫委员会来进行中国治理变革的总体设计,这几个小组当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整体改革的最高决策机构,习近平总书记是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同样是习近平总书记,这届中央领导新组建的一个机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这是军事方面的,原来是有的。再就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过去有,但现在规格提高了。统领各个领域当中安全资源的调动。再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在过去也是有的。这些领导小组所有的组长或者主席都是习近平总书记。这是决策机制的一个变化。

    2.构建党、政、立法领域的重大决策机制。中国各方面事情的推动,有三个领域有最高决策权,中央的最高领导决策权,国务院系统最高决策权、立法机构的最高决策权,这个决策机制在去年一年当中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党的决策机制当中更注重规则,坚持民主集中制。行政决策机制方面,这次变化比较大,十八届四中全会当中对行政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表述,注重程序的规范,行政决策当中注重专家参与、民众参与,合法性审查,背后的责任机制,这是一套很规范的行政决策。立法决策机制方面,明确了人大向党中央的重大事项报告机制。人大是要向党中央的重大事项报告机制,这个回答是很清晰的,不存在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已经作出回答了。

    2015-04-15 10:02:27

  • 祁凡骅:

    顶层设计当中的变革逻辑,我们的思考是:1.体现了“坚持核心,刺激进步”的基业长青原则。对我们党的执政来讲,我们的地位能够做到基业常青,肯定是我们党的追求。吉姆柯林斯提出来,要想做到基业长青,要做到“坚持核心,刺激进步”。我们当前来讲,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我们最需要坚持的核心,坚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变,这是需要我们坚持的。这是基业长青要做的第一步,核心是不能变的。刺激进步,体现在哪儿?我们看到经济领域当中的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经济领域的刺激政策,这叫刺激进步。2.突破原有的组织架构,彰显统筹协调和强力驱动。决策机制成立那么多小组,首先统筹协调的功能体现。在中国行政文化当中,领导小组负责人的级别体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这五个领域当中都由最高规格的领导做小组长,实际是告诉整个国民这五件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利益纠葛或者是改革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利益的藩篱,这时候要打破没有强力的推动是很难做到的。小组形式的领导决策体制有可能是过渡时期的,但是在当前我们改革过程中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是我们对最高决策机制变化的理解。3.强调决策机制,有利于治理决策的优化。特别是对行政系统决策、立法决策,越来越规范。原来我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说很多时候有问题,就是执行的有问题,实际上,造成重大后果和重大失误基本是从决策开始就有问题。不是说决策人的初衷有问题,而是没有严格按决策程序来做,没有法定程序就没办法保证结果的争议。注重程序的正义是我们改革过程中法治精神的体现。

    2015-04-15 10:06:25

  • 祁凡骅:

    (二)铁腕反腐为全面深化改革破冰。

    改革肯定会遇到阻力,改革是利益的调整。谈改革本身,要变化,每一个人说变化很好,如果牵扯到某个群体的利益,阻力自然就来了。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破冰?我们发现新的领导集体选择了强力的反腐,通过反腐来这把利剑进行破冰。1.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矫正官场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在社会当中很多人有感受,怎么解决,大家感觉太难了,怎么去变化?刚刚推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很多人觉得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搞了多少年,能符合现在的趋势吗?能解决问题吗?但是我们发现推行之后结果喜人,完全出乎很多人的预料。经过两轮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束,慢慢把这些成果转化成制度和规则,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颁布。2.通过高压反腐,消融改革坚冰。王岐山同志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后,一是对纪检体制进行了变革;二是增加纪检体制的垂直管理,成立更多案件室,集中力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三是加快巡视节奏,形成高压反腐气候;四是“猎狐行动”,构建国际反腐合作网。

    2015-04-15 10:11:15

  • 祁凡骅:

    这背后的逻辑一是有恶必纠,有腐必惩,是构建新权威的关键。我们通过改革反腐构建新权威,反腐是我们新的领导集体自我的定位,与腐败分子划清界限就是正面定位,现在所有的民众都认为新的领导集体着力反腐,大家对反腐都是举双手赞成的,形成了新权威的巩固。二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有规矩,要有法治,你会发现最大的变化是原来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人或者有些官员认为我突破原有的法治规则,能把事情做成了就是成功的,所谓的过去推崇的能人政治,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大多数领域当中的法治规则已经有了,不是没有,而是大家没有遵守规则的文化。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游戏规则变了,你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三是“联系群众、执政为民”是永恒的执政理念。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是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多关注普通民众的需求,就像商业领域当中我们关注客户的需求一样,党关注了民众的需求,执政合法性自然就有了。强调再多都不会过。四是艰苦奋斗、反省改进是基业长青的心智模式。对领导干部用车、用房,职务待遇方面的规范,重提艰苦奋斗精神,也是基业长青的文化塑造。我们可以回想,所有大的企业,所有王朝的衰败都是从奢靡开始的,开始享受了,社会奢靡之风起来了,企业和政权就走向衰败。新一届领导抓住这个环节,打造基业长青当中必须做的心智模式的调整。

    2015-04-15 10:14:20

  • 祁凡骅:

    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集中体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蓝图规划上,1.描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2.推进审判独立、检察独立、司法队伍职业化。建立干预司法记录制度,推进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3.实施重要法规废止与修订。包括废止劳动教养,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这是法治方面去年的成就。

    法治路径的变革逻辑,一是构建依宪执政的治理模式。有一段时期宪政是很敏感的词,大家认为是西方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有偏颇的。宪政追求的关注民众权利的保护,保护财产权,这是我们法律同样追求的。我刚才谈到,我们要做世界的领袖需要大家认同我们,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依宪执政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执政模式,这和西方的执政模式不同,我们是一种宪政模式的选择,不能说形式不同就不是宪政,这是我们团队的观点。二是强调宪法根本大法的神圣地位。比如人大任命的官员需要宣誓,可能会说宣誓有用吗?形式的东西有其形就会有其实,就会形成心理上的约束。比如学校里面有些班级考试时需要有承诺书,我不作弊,可以不监考,有学生就会自我约束自己。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就职时会摸着圣经一样,你说有多大作用?我们就是宪法宣誓,当然更彰显我们的法治精神。三是构建一套司法责任体系。这是一个最大的亮点,我们知道,在过去实际运作过程中,各级领导对司法肯定有干预,这个干预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我们也不要想法官做得是绝对正确的,也不是这样,需要有一些监督。肯定有干预,但是也有正面和负面的,原来是没有这个制度的,如果是负面干预了,法官说不清,干预的领导也不承认,最后只有案件利益相关诉讼人的权益可能受到侵害,这次承认干预,这是一个变化,承认就要这样做,但是我有记录,回头去查是对是错要承担责任。这是法治过程中承担现责任的变化,不能像塑造领导干部一样,把他塑造成圣人没有太大意义。四是打破司法地方主义所造成的司法割据。跨区的法院、检察院,及巡回法院、检察院的设立,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我们应该给予肯定。五是促进法官与检察官队伍的职业化水平提升。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制度设计。

    2015-04-15 10:17:04

  • 祁凡骅:

    政府治理,我们把它统称为政策工具不断创新。这届政府在政府治理方面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排。我们回想改革开放之后,每届政府都做改革,每届政府都谈机构改革,最后会发现,一直在做行政审批、削减,政府的权力就像宝葫芦一样,总下放还有很多,原因在哪里?边下放还可以边增加,你不知道背后到底有多少,这里就是改革的循环。机构到底是大还是小,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大小不决定,你说大部制好吗?争议很大,所以大小不具有决定意义,权力清单不同,把每个部门的权力列出来,都可以看得见,公开了,减一个就划掉一个,权力的边界有了,划掉就越来越少了,这个行政权利、审批权力的下放才是靠谱的。这个改革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从中央往地方推行的,去年一年当中中央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有积极的跟随,浙江省推出“三张清单一张网”,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制度,安徽省的责任清单制度,这都是媒体着力比较多的。李克强总理在各种对外宣传中也谈三张清单,权利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这些省份动的手比较早,你会发现有些理念跟新的改革理念还不太一致,比如浙江省还有不太一致的地方,还需要调整,明年各个省在这方面会有所推开。

    2015-04-15 10:21:44

  • 祁凡骅:

    权力清单的创新逻辑:1.政府与市场关系理念的突破。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领域的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天平一直在调整,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的作用相对越来越小,改革的目标就像变革政府当中的盖布勒所讲的,政府要更多掌舵,社会更多划桨,这是政府改革的总体趋势。这一届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基本的理念上的突破。如果理念上不突破,在工具上或者技术上突破不解决问题,如果理念突破了,所有政策工具的安排都会根据这个去调整。2.政府权力边界理念的确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没有授权政府的就不可为。对民众来讲,法无禁止都可行,这是法治理念在这次让我们感受很明显的。3.分权治理理念的创新,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我们会看到,去年整体的改革方案政治是集权的,经济是在分权的,这是一个改革创新的逻辑。因为在传统的变革当中大家都认为政治和经济应该同步,实际上不一定。我们可以看欧盟,欧盟在经济上走了集权,现在欧盟面临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接受,或者在这方面怎么平衡。如果走政治集权、经济分权,如果制度设计能够平衡得比较好就是中国特色的总体设计了。

    另外一点是什么?改革过程中要变革,没有中央集权不行,法国有个治理变革,波兰的一个学者提出:治理的推动需要民主国家用非民主的手段来推动,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回顾,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民族分裂都认为是衰败时代,统一中央大国时代都认为是最强的时代,中国民众希望是个大国,更希望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有独立的话语权,政治上没有集权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应该是创新路径的选择,当然,未来会不会有问题,我们逐步再解决,中国的很多问题是探索当中来解决的。

    2015-04-15 10:24:27

  • 祁凡骅:

    (二)财税体制的新变革。1.以公开、透明为核心的预算管理制度变革。这是整个国际的趋势。行政经费压缩和削减也是国际趋势,今天政府提出经费不增加一分钱,编制不增加一个,实际这是符合国际政府变革潮流的,我们看到西方有些国家政府都要倒闭了,出现赤字了,政府行政成本的压缩是一个趋势,我们对这个趋势也是变革的回应。2.以“营改增”为重点的税收制度改革。营改增是节省负担,大家说税负太高了,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但肯定不是低的,这一点大家是承认的。减轻社会主体的税收负担,对促进经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3.以调动两个积极性为目标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我们前天谈到,政府改革过程中很多权力下放,事权下放,当然经济权就得增加,财政的收入应该增加,现在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关系还没有大的调整,我们还等待新方法的具体细化和出台。

    财税体制的变革逻辑:一是打造透明政府,提升政府效能的有力措施。政府越来越透明,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因为民众了解政府越多,他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信任度越高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就越高。过去的不透明造成了相互的猜忌或者不理解,预算法的通过强调了这一点。二是消除“土地财政”的必然选择。在税收改革过程中,过去土地财政在中国是一个负面的词,实际上土地财政其他国家都在做,因为政府要收入,肯定土地财政是有的。因为中国过去税收中央和地方分配不均衡,造成了地方对土地本身依赖过大,对土地增值依赖过大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实际上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房价的调控也好,拆迁也好,这些问题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我们就需要对土地财政有一定的变革力度,要有一些制度安排。三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府际关系的关键。中央财权分配当中很重要的核心环节。

    2015-04-15 10:28:45

  • 祁凡骅:

    (三)规范公共部门薪酬福利。只要是政府设立的部门,政府拥有股份的都叫公共部门,只要是领财政资金付工资的都叫公务员,这是我们对公共部门一个大的概念。1.规范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履职待遇、业务支出。这个力度比较大的,现在基本都是60万左右的薪酬收入了。2.实施县以下机关公务人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这两套制度分开了,原来是挂钩的,科级只能拿科级工资,现在把这两个分开,这是新的制度设计和变革。3.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背后的变革逻辑是什么?一是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分类管理,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组织部门认定的国有企业官员、管理人员实际和政府官员没有太多区别。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盈利很多是政府赋予他特有的地位和资源带来的,跟他们的经营好坏有联系,但并不起决定作用。对他管理过程中的分类,市场聘用的走市场化薪酬制度,这是市场化过程中的灵活处理,这个制度我们是点赞的。二是职务和职级平行,能够改进基层人员的激励机制。竞争的“天花板”,我们知道县就是一个处级干部,那里99%的人都升不到县级,现在打破了这个,工资的职级可以和职务相分离,到一定年限之后可以在薪酬级别上有所提升,打破了晋升过程中的天花板。三是养老保险并轨,能够稳定社会、提升效率。养老保险并轨之后首先是管理上方便了,可以对接了。养老保险变革过程中也能够解决社会有些群体被公众部门养老保险的误区,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的养老保险在整个世界上都应该是稳定、优厚的,这是对公共部门的补偿,因为公共部门收入不如企业薪酬收入高,细则现在在慢慢出来,也会尊重这个精神。

    2015-04-15 10:30:55

  • 祁凡骅:

    最后是社会治理,我们刚才谈到过,实际关注的点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社会治理这次体现的是重点突破,促进公平。户籍制度在中国的变革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很多不公平的根源都是户籍制度带来的。对户籍制度的设计方案有所触动,这是回应这次城镇化的整体规划来推出的,但是具体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和制度完全一致,现在还不是这样。我们的改革是推进公平的,不是增加不公平的。很多制度在推进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宣传理解和推广。再就是教育,教育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所以教育的公平关注度比较高。这里已经开始有一系列的设计,包括招生指标、考试形式等等都在做变革,这是社会治理方面的变革。

    社会治理的变革逻辑有两点:一是改革完善户籍制度和考试招生制度是提升民众公平感的治本之策。户籍制度不变,招生制度不变,中国的公平无从谈起。谈的仅仅是文件上的、理念上的,这些制度变了,社会的公平才会提高,虽然我们现在的进步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么大,但的确在往前推进。为什么没有预期那么大?是因为有阻力,所有的改革既得利益都会有阻力,改革方案设计过程中体现了一点渐进推进,降低改革阻力,增强改革信心,这也是改革设计过程中从方案的把握上要很有艺术。

    2015-04-15 10:33:17

  • 祁凡骅:

    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振奋,我们看到了很多喜人的变化,看到变化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变革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我们面临的挑战:1.社会生活中的泛政治化倾向问题。所谓泛政治化就是把政治化的标准扩大化,把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上升到政治标准来进行考量,这就是泛政治化。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给人扣政治帽子。另外是阶级斗争论,这是两点很明确的体现。阶级斗争从传统的政治学来讲,政治是一个阶层对一各阶层的统治,自然会有阶级,但是阶级斗争的理念和我们的法治理念是完全冲突的,阶级斗争是分阶层,自然有强者和弱者,等级的区分,而法治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哪来阶层和阶级?

    2.党的系统与政府系统的协同问题。刚才我们谈改革时谈到政府的权力清单是一个很大的变革,权力清单说明权利是有边界的。我们现实运行过程中是党的系统来领导行政系统,很多改革或者地方事务的处理是党的系统来推动的,而党的系统目前是没有权力清单和权力边界的,这二者当中有可能会有分歧。党是通过党的系统来推行,行政有一套行政官僚系统来执行,这二者之间目前没有做到协调,政府改革的推进肯定会在这里遇到一些障碍。

    3.“运动式治理”的范式转变问题。治理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些运动式治理的痕迹,比如我们检查环境问题,食品卫生,会调动各种力量,这都是运动式治理模式。过去的政治色彩很浓,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治色彩降低了,但是政府部门治理社会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才用运动式的,比如我们集中治理什么问题,所谓的严打,严肃处理,在这个运动来的时候管得很严,过去了就轻了,会发现我们的规则就有弹性,跟我们的法律就相冲突了。运动式治理是我们原来治理能力不足,通过运动式治理来宣誓我们政府对某一个问题很关注。运动式治理当时很见效果,但是不解决常态问题,这个方式怎么转变,这是需要考量的。

    2015-04-15 10:36:05

  • 祁凡骅:

    4.部分社会精英阶层对“新常态”的认知与适应问题。现在的社会各界精英,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学界的,都是在过去的社会生态、政治生态下成长起来的,虽然大家都有感触,但是都能够应对得游刃有余。因为应对得很好才能成为社会精英,而现在游戏规则变了,变了之后牵扯到每个社会精英的利益,很多人消极,政府也谈到了,中国出现了懒政、慵政的问题,就是因为对新常态不适应。怎么解决部分社会精英阶层对新常态的认知问题,这是需要解决的。怎么让他认识到过去的是不正常的,现在对你利益的损失对未来长期发展是有利的,未来你可能会从这个社会当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怎么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5.国家治理现代化良好氛围的营造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各方面的阻力,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各个场合都不断谈到过。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支持性的氛围,包括国内和国际,国内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我们看到网络上有这种文章,就是宣传领域当中对这个问题宣传不够,没有认识到反腐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另外我们是要做世界领袖的,我们是需要整个世界认同我们的价值和模式的,我们要找共同点,大家要互动,没有互动怎么认同,大家对你的价值不认同你也不可能成为世界领袖,所以良好氛围现在营造得不够,在推行治理过程中有这方面一系列的阻碍。

    这是我们在总报告当中所关注的总体的宏观层面的问题,至于份报告的内容由另外两位老师给大家介绍,我就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

    2015-04-15 10:38:09

  • 唐惠建:

    感谢祁教授非常精彩的介绍,对总报告作了比较全面的、细致的介绍,下面请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做有关廉政方面的报告,“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的报告。

    2015-04-15 10:40:14

  • 聂辉华:

    我作的份报告是关于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反腐败的成效,抓了很多大老虎,拍了很多苍蝇,用很多数据归纳了一把手腐败的基本特征。遏制一把手腐败的制度安排,以及讨论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谁来监督纪委这样比较敏感的话题,最后是总结建议。

    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讲一些新的问题,代表我的一些新的思考,概括为六个字的高度关注问题,也许我应该换一个更醒目的标题,比如说“当前反腐败必须面临的严重挑战”,最后谈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学者来说主要的是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智库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当前反腐败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中国的反腐败叫好不叫座。2014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国际清廉排行榜,中国在这个排行榜上的地位不是很高,17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排名第100位。中国在前两年还能排到前80位,为什么中国加大反腐败力度之后,两年之中国的反腐败排名不升反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尴尬和有趣的问题。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业的解读,但是我们解读的角度和政府的角度不太一样,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反腐败的国际认同问题。

    明星官员仇和被抓了,在“两会”结束后不到三个小时,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官员,也是一个人治的典范,但是他出身贫寒的人,依靠人治的方式,铁腕反腐的城建,各种各样的路政工程,突出政绩而获得步步高升,这也是很多平民官员的官场晋升模式。如果连仇和也因腐败被抓了,那么多平民官员他们将何去何从,我觉得这涉及到90%的贫民官员官场心态和上升路径问题,这个问题绝对不容小觑。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

    2015-04-15 10:40:56

  • 聂辉华:

    高压反腐之下,出现了大量的慵政和懒政问题。一些官员用几句话概括,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或者不求过的硬,只求过得去。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发展经济和推动反腐败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权衡,我觉得这个问题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能注意到,最近几年官员自杀数量在逐渐升高,我做了一个统计,2012年自杀官员12人,2013年7人,2014年陡然增加到39人,反腐败力度的加强和官员自杀的数量是正相关的,当然我不能推断这是因果关系,因为没有很好的样本和数据方法,我只能说是相关关系,但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自杀官员中有1/3左右涉及到腐败官员。为什么在过去十年平均每年真正判死刑的是一个,而且现在贪官判死刑的概率越来越低了,判死刑的数量在下降,可是自杀官员的数量在急剧上升,这个数字是否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呢?在高压反腐之下,如何正确对待官员的心态问题,以及怎么保护官员的人力资源问题,这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2015-04-15 10:44:06

  • 聂辉华:

    要解决上述六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必须让反腐程序化,透明化,制度化,从运动式反腐过度到体制性反腐,从治标到治本,这个话当然容易说,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一个好的反腐败制度是没有贪官出现,这才是对官员的保护,不能等一个官员犯了很大的事把他抓起来,说他贪污了几千亿,老百姓觉得很高兴,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块我们目前没有太好的制度进展。官员被抓之后能不能有一个公正有效公平透明的审判制度,我们现在抓了很多贪官,2015年、2016年将变成贪官的审判密集年,这样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来作出更好的研究。问题在于审判过程能不能更透明、规范,让大家更信服。

    报告的结论:我们提出了几个预防腐败和治理腐败的几个结论,这其实并不是新的,严格来讲反腐败其实没有奇招异术,也没有什么捷径。主要是三个方面:限制权力是基础,监督权力是关键,提高激励是保障。在监督权力方面媒体和现在的评论人员谈得很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限制权力,另外是提高激励。在中国的情况下,监督权力比限制权力更容易操作,政府有权力清单,部分政府的党委其实也有权力清单,但是没有特别明晰的权力清单,就是怎么限制一把手的权力,这是很大的问题。限制权力跟什么有关呢?我们不能光谈限制权力,因为权力和责任是相伴的。在没有解决政治责任的情况下光谈限制权力也是缘木求鱼。

    我们应该提高对官员的激励,政府现在掌握那么多的资源,但是掌握的资源又不能跟报酬相匹配,我觉得会出问题,这叫激励扭曲。我们在反腐过程中不能光举大棒,而不给胡萝卜,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激励体系。这方面谈的太少,只要给官员加工资加工资所有人都会反对。

    一个理想的反腐境界就是让官员不能贪,就是限制他的权力。二是他不敢贪,有严格的监督制度,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媒体的监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监督很少谈到媒体监督,70%的贪官的线索是来自内部举报的,很少是媒体监督。三是不想贪,我有足够的报酬,我有丰富的退休金,没有必要去贪污,这就是提高激励机制。这是我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2015-04-15 10:46:00

  • 唐惠建:

    刚才聂教授发布的是他这个分报告的精华内容。下面请杨光斌教授做分报告的内容发布。

    2015-04-15 10:51:09

  • 杨光斌:

    谢谢各位专家和媒体界朋友,我的报告是根据分报告的内容稍微又加点自己的想法,叫民主很重要,致治更重要,致治就是让国家得到治理。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将向何处去,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1981年上大学,在我经历的30多年历程中,上大学以来没有哪一次像官方提出一个概念引起媒体、学界如此强烈的呼应,这次应该是一次。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新权威主义大讨论,那个很热,在很大意义上是社会自己的热,可能说到官方心里去了,而这次是官方提出问题,媒体和学界强烈呼应,我们看到已经呼应将近一年半了,这个热度还在持续。我们为什么今天提出国家治理,先看一看中国过去30多年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我觉得在媒体和学术界关注最多的词频就是民主。

    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中国民主发生了巨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主的观念上。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人谈民主很简单,就是选举,1979年开始修改《选举法》,当时上大学时我们说无校不选举,很多高校培养了很多选举政治家。1989年选举热告一段落,但是另外一种选举形式出现了,就是90年代的村民自治,这是自发的选举形式。因此从80年代到90年代,人们的民主观念很单一,很简单,民主就是选举。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复杂起来,这个复杂起来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历史上有的,我们正在做的,比如说政协,群众路线等,这些在西方叫协商民主,突然我们有。除了这些以外,自治、分权、法治,这些在西方都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今天中国人今天谈民主,已经不再是单单的选举了,已经是民主形式多元化。中国人偏重实用理性,一方面有目标,另一方面实用,看到我们的世界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民主化以后大概有几类国家:第一类转型不错的,少之又少,韩国是不错的,还有欧盟的几个国家,转型60多个国家当中转型好的大概有5—6个。第二类是国家分裂、内战,这也很多,南斯拉夫,一分为七,苏联,一分为十五,叙利亚内战,乌克兰,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无效治理,这类国家是最多的,包括老牌民主国家,印度等等,新的转型国家,菲律宾,都是无效治理,谈民主的时候他们很骄傲,但是一谈公共治理,政府的服务能力,他们就哑口无言。第四类是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很多国家因为民主陷入困境,比如泰国,世界民主的实践加上中国民主的实践,让中国人变得更理性了。

    2015-04-15 10:51:36

  • 杨光斌: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十年为周期,中国都有一种新的或者民主形式的出现,比如80—90年代,80年代以选举为主。十三大报告提出来,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这个概念是什么?在当时不叫协商民主,80年代一方面推动选举民主,另一方面培育协商民主。

    进入90年代,第二个春天,在农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怎么办?政治创新往往不是政治中心的创新,往往是边缘省份,比如广西、甘肃,他们搞了一些村民选举,当时农村失序了,税收不上来,秩序也很乱,村民选举。当时按照西方的理论来说先乡镇民主,然后再往上走,结果发现中国不是这么回事。过去十年村民选举衰落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村镇衰落,治理衰落,民主很重要,但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村民选举,但是没有村民自治,一选了事,选一个家族或者几个人去玩游戏,分赃。

    2002—2012年,这十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来了就是网络民主,网络是1992年,那时候开放网络需要多大的远见和勇气。我们有这个勇气。没想到十年以后变成了网络民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民主的主体,这是对政府执政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04年党关于提高执政能力的报告当中这样说:三个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人们的利益深刻变化,人们的观念深刻变化。意味着党的执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其实网络民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办?就是党内民主,在党内民主的旗帜之下有很多制度创新,公推公选,很多处级的、副局级的职位都是通过公推公选上来的。

    2015-04-15 10:56:32

  • 杨光斌:

    在过去十年,我们是跟着西方,以民主这个话语来解读中国政治,当然我们突然发现,一方面西方的东西在发展中国家玩不转,都遇到障碍了,另一方面我们跟着他们跑,如果在民主的话语上,我们永远是学生,我们永远是学徒,因此在这时候不得不佩服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虽然这是学界和新闻媒体长期推动的结果,但是上升为官方的话语,应该是政治家自己的修炼,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的问题。

    我简单总结一下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向何处去。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两个: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次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做比较研究会发现,世界上的国家政治制度看上去越来越像,比如都有自由、民主、法治、市场,都追求公正,但是结果为什么天壤之别?比如最流行的是中国和印度比较,印度有了美国所有的制度,但是治理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就是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体系上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区别。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给了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政治学现代化或者治理体系现代化叫什么?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市场的主导型作用,就是在资源分配当中起主导性作用,我称之为权力有边界,要有一个有边界的政府。二是要追求法治中国,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权力都应该关在牢笼里,都应该被约束,无论是徐才厚也好,周永康也好,不能再出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权力不受约束。

    2015-04-15 10:59:45

  • 杨光斌:

    这两个概念加起来,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就叫有限政府。我刚才说了,很多国家政府都有限了,权力有限了,但是为什么玩不转?国家无能力。因此,怎么来建立有限政府,我提出来国家要有能力。世界上亿人口的国家有12个,发达国家有3个,包括俄罗斯、日本、美国,而其他的都是9个发展中大国,9个发展中大国当中,从国家能力比较,中国是最强的,其他8个都徒有好的政府形式而没有实现政府意志的国家能力。比如,民主终结论的作者福山讲了很多关于印度治理的故事。十年前,我们知道印度是一个非常性别不平等、种姓不平等的国家,尤其是性别不平等,女性基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种姓不平等让很多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联合国在印度的很多地区普及教育。但是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发现,这些地方的女性,这些地方低种姓的人依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八个国家,政体类型上都是自由民主,只有中国是民主集中制,他们在治理上、能力上是差别非常大的。缺少国家能力的关键变量。在国家治理能力当中,能力从何而来?毫无疑问,最近提出了四个全面,其中一个全面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单包括党员的作风问题、纪律问题,其中的政治规矩,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中心,过去十年是两个中心,南边北边不沟通,现在只有一个中心。更重要的是,他的很多既有制度要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民主集中制,如何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国家能力很重要。因此,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要通过打造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是一个桥梁,通过这种形式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治理主体是谁?往往是民主、人民喊得特别多,我们认为在改革过程中人民性毫无疑问,怎么来弘扬都是政治正确的,但是怎么保证人民性,怎么实现人民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权力是有边界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家们、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人民本身,主体性地位就得到了保障,权力和边界本身就是人民的。权力受约束,同样也是保护了市场和保护了人民,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叫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中国走到今天,不单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就在于有能力。和发达国家不同,也在于国家能力上。当然,中国应该改进什么,我们认为在有限政府这一块应该做减法,就是中国的政府管得太多了。印度应该做加法,但是我们长期的比较研究,减法相对好做,加法特别难做,为什么?这是社会结构决定的,不是你想做,提高你的能力,你想做加法就能够做得了。谢谢大家。

    2015-04-15 11:03:35

  • 唐惠建:

    谢谢杨教授精彩的发布,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有六个分报告,就不一一在这里发布了。我们合作的成果不仅是有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诸位教授、学者,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中间也经过多次的内部讨论,修订、修改,很不容易。因为是第一次发布年度报告,要一炮打响非常重要,所以下的功夫比较大,国发院的教授和课题组成员作了非常大的努力,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在北京地区的很多机构的知名学者,多次参加了项目成果的讨论,包括中央党校的、国家行政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有王长江教授、蔡霞教授、周志新、历史学家马勇、徐新、许耀桐、秦晖等一批学者,还有课题组以外的教授也参加了讨论,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理事长张思平、院长毛振华和我,全程都在参与策划、讨论,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成员以及各位教授费了很大的心力。今天的成果发布了,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报告,因为2014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元年,万事开头难,我们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启动了,这个课题也比较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发布了。

    下一步要拜托各位媒体的记者朋友给我们好好报道一下,这个成果拿出来,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和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合作的成果,这是我们两家智库的第一次合作,以后还有很多方面可以继续合作,希望大家给予关注。谢谢各个媒体记者朋友的参与,非常感谢各位教授精彩的发布。谢谢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校长亲自致辞,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

    今天课题组的主要成员都在这里,祁教授、刘院长、杨教授、聂教授、毛院长都在这里,各位媒体记者听了发布的内容之后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大家有问题可以提。

    2015-04-15 11:08:35

  • 光明日报:

    今天听了报告我问两个问题,一是看了报告的主题,国家治理,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印象以为可能会问理论上传统认为的体系来展开,比如五大文明的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我翻开以后发现成果比较新,我发现咱们选取了一些很好的点,除了总报告之外分报告都特别好,特别是把权力清单作为特别的一章来进行盘点,所以我想问一下总体的结构设计上,分报告和总报告点的选择上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二是研究方法上,智库报告中有很多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有大量的数据和事例,我想知道除了传统资料搜集之外,比如数据的来源上,政府机构的接触上,调研上上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2015-04-15 11:19:19

  • 毛振华:

    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首先提到元年,开篇的提出就是展示我们的观点,国家治理作为一个理论框架体系,作为治理国家的一个常态化的行为已经存在,我们要突出的是元年,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一个新的航程,到底哪些是我们的特色,从哪方面展示,所以我们不是方方面面都有的,而是展示我们国家在2014年这一年所做的重大成就,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视角就是看这一年突出的我们国家作了什么,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管是党的建设还是反腐败,还有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这些方面都有结构的设计。我们希望这个结构的设计能够集中展示我们国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在开篇之年所做的努力,我们在讨论时大家是这样一个出发点。

    2015-04-15 11:21:43

  • 杨光斌:

    理论上的考虑,既然是智库,智库要引领思想,引领方向,我们提出这样的概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所接受,比如国家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很好,好的理想一定要有中介机制来落实,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概念像中介机制,中国政治上很多好的理想、梦想或者是方针最后都落空,某种意义上是缺乏政策工具,而这个政策工具很多时候不是政府应该怎么做,尤其对大国治理来说带有观念、理念、方向性的政府工具,根据我们的比较研究,在理论框架上尝试性的提出这些看法。当然这些看法,可能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认同,但作为一种观念,普及到社会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不敢预期。

    2015-04-15 11:22:57

  • 唐惠建:

    我觉得整个课题的设计也抓住了2014年改革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党建问题、反腐问题,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的,2014年大家比较关注这些事情,杨教授说一个理论框架,一个体系在这次报告中体现出来了。下面请刘院长再补充一些。

    2015-04-15 11:24:37

  • 刘元春:

    从当前2014年发生的事情来考虑方向,一是要超越过去的执政模式,要通过重新凝聚党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建立基业常青的党的体系。二是必须要在一种世界层面上通过吸收世界闻名的先进性,但同时也要超越西方的普世价值的思想理念。三是要从传统中吸收有用的养分,特别是关于儒教治国等等有用的养分,集这三种思想来重构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而这个框架的核心理论背景就是新权威主义的构架,我们要重视哪些方面?一是党的建设,核心权力体系的打造,总报告中重点梳理了几大领导小组,党的领导走到了第一线,同时我们要在政府体系、社会体系进行全面的重新梳理和构建,按照我们的理解,改革总体的思路,在经济上是统一开放的大市场,这是一个基本的目标。二是在社会上,我们要低度广泛的福利。三是法治有为的强中央。核定要点在于强中央,就是这三大目标第一目标是法治有为的强中央,第二是开放统一的大市场,第三是低度广泛的大福利。在选择国家治理的板块上我们就会有选择,强中央是我们的核心,政府让大市场所采取的改革是我们的要点,同时社会建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强中央很重要的是党建,反腐以及司法系统的重构,实际都是围绕强中央,统筹的思想和理论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年度的报告,不能做成一个理论的报告,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合作还会持续,我们会在未来的合作中陆续会把我们团队和全国在研究这方面的正能量汇聚起来,再给大家一一呈现。

    2015-04-15 11:25:09

  • 刘元春:

    关于我们数据的搜集,人民大学打造的国家级高端智库,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我们希望构建几大平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是以我们的数据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公共政策实验室,社会管理大数据中心和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这四大中心作为我们的信息采集平台,比如CGS中国社会调查中心,已经建了十多年了,我们现在在全国有2万多个布点,只要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我们给他发订单就会通过调研系统,有2万多个布点和电话,他们会进行全国各地的实地调研。还有大数据中心,如果媒体朋友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大数据中心去看,比如社会媒体对社会治理怎么关注,我们做了两个千人计划,把数据输进去就会看到大家怎么关注,每个月的关注点是多少,每个地区关注点多少,正面关注多少,负面关注多少,这些数据是非常清晰的。我们下个月会发布社会舆情的报告,这个报告也是通过我们的大数据来进行抓取的,原来是对政府的,以后对政府的一些产品会陆续对社会公众开放,数据这块一方面是学者自己的研究,另外一方面是数据支撑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奠定我们研究具有一手性和首创性很重要的基础。

    2015-04-15 11:28:03

  • 英国金融时报:

    我第一个问题想提给杨光斌教授,您谈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时谈到国家的能力,谈到我们国家现在是运动式治理的问题,您的原话是运动式治理是之前我们国家治理能力不够所造成的后果,我想问杨教授的是,您觉得谈国家有能力,这个能力的维度是什么?是不是和祁教授谈的有交叉?谢谢。

    2015-04-15 11:29:21

  • 杨光斌:

    他们两个没有冲突,运动式治理在某种意义上背后有国家能力,但是国家能力怎么实施,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运动式治理越来越少,越来越一以贯之以制度、法律来落实自己的意志,过去是人治,主要表现为运动式治理,心血来潮,或者是当时的需要,现在更多是表现为制度化、法治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治者或者执政者学习能力的体现,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觉得本身是没有冲突的。谢谢。

    2015-04-15 11:29:44

  • 祁凡骅:

    实际点出了我们俩研究领域的差异,杨教授研究是国际间比较,建立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我的研究领域是公共管理,研究政府应对社会事务,现在社会事务,比如很多问题我们解决得和民众的期待有差距,我认为能力是有限的,还需要提升的,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谈。

    2015-04-15 11:30:08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改革内参:

    先祝贺《2014中国创新报告》的推出,我们改革内参也会很认真的选发里面的精华内容加以刊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杨光斌老师,刚才杨老师讲到中国民主的发展过程,打造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民主发展,特别是选举民主发展和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是什么关系?会不会存在冲突?谢谢。

    2015-04-15 11:30:31

  • 杨光斌:

    两个面的问题,理论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参与进来了,国家能量应该更大了,理论上我们都这样理解。现实上是另外一个问题,国家建设问题维度是很多的,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治与市场关系,党政关系,所有这些东西不是选举能解决的。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出问题?往往是一个维度代替所有其他的维度,肯定出问题,不出问题才奇怪。

    2015-04-15 11:31:00

  • 经济观察报:

    我想请问聂教授,能否帮我们介绍一下治理党政的途径有哪些?

    2015-04-15 11:31:45

  • 聂辉华:

    记者问到关于怎么治理党政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制度上讲,为什么一搞高压反腐就不干活了,是因为很多政府部门的职责和官员行为边界是不清楚的,有很多灰色或者黑色地带,在正常范围和不正常范围之内没有清晰的边界导致政府官员不敢干事,因为一干有可能触及灰色地带,就是要厘清政府的权责关系,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说清楚,要不然大家不敢干活。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制度是落后的,不合理的,如果不清理真的没法干活。最容易受影响的是招商引资部门,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边界、权责、范围要有清晰的界定,法律法规以及规则之间要有清晰的界定,如果做不到就很难。首先我们的法治本来不完善,其次,如果法治过度完善了,不能给一把手留下任何自由裁量权,这会限制一把手的权力,这里会有一个冲突的关系。

    2015-04-15 11:32:00

  • 杨光斌:

    选举国家治理的关系,很难一对一正向或者反向的,很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有选举,但是有否决性体制,政府想干什么国会都反对,发达国家不一样。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某种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选举和治理之间并不是人们想象的美好关系,世界性的研究告诉我们,尤其是印度的结论,印度还不错,结论是民主政府运作还不错,是因为还没有民主社会,公民社会、政党政治还不发达,30年以来,民主社会起来了,有人去做调查,生活一两年,回来之后说印度的东西不能搞,每天都有上街的,一是发达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选举和治理能力是呈反向的关系。

    2015-04-15 11:33:39

  • 中国发展网:

    我在报告中看到报告提到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然而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也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如何做到这两者相结合?我想请问祁教授。

    2015-04-15 11:35:19

  • 祁凡骅:

    实际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谈以德治国,在90年代后期提出过一段时间。这二者从管理学或者心理学来讲是相辅相成的问题,法治是外在的约束,道德是内在约束。外在行为和内在行为的相互互动造成了人们现实行为的选择,这二者来讲应该是不可偏废的。政府在对国家治理过程中肯定更关注外在的制度化层面的设计,依法治国路径选择过程中强调法治的篇章更多一点。德治并不偏废,是一种补充,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讲德会更多一点,这和西方有所不同,因为西方德的这一块可能用宗教来补充了,所以中国谈德是因为我们没有宗教这块来补充,我们制度层面也会有所关注。谢谢。

    2015-04-15 11:35:40

  • 唐惠建: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各位教授,两位院长的精彩回答。非常感谢今天参加发布会的媒体,特别要感谢中国网,今天中国网首页对这次发布会进行全程报道,在此特别致谢。《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15-04-15 11:36:40

图片内容:

视频地址:

    http://mp4.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15/4/16/20154161429146916664_347.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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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现场

    中国网 郑亮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主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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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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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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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凡骅发表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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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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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唐慧建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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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网 郑亮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发表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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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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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明日报记者现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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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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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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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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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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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凡骅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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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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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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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观察报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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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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