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上午，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第二分论坛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顺利召开。作为本次大会六个平行分论坛之一，第二分论坛以“新供给新金融新经济——新版金融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主持。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与发言嘉宾及参会代表针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模式、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与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曹文炼主任指出，针对论坛“新供给新金融”的主题，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如果在通货紧缩、结构调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宏观上不增加货币供应、不增加需求，微观上很难去产能、去杠杆，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否合适、各国是否需要进一步量化宽松仍有待讨论。而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尚未到位、全球治理体系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各国都在竞相搞财政加杠杆或金融量化宽松，是不是谁要是加杠杆、财政上多发债、货币上多发行，谁就多占便宜，这也是G20强调全球协调的问题所在。
针对供给侧改革，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改革的共识已有，针对去产能、去杠杆所伴随的一系列金融风险，金融改革工作重点应转向执行、问责和确保实施的动力机制。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表示，基于数据和模型测算，我国能够承受的去产能上限是产能每年降低5个百分点，而中国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还需要2-3年时间。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指出，污染和能耗定价过低、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导致产能过剩，直接融资占比过低导致我国杠杆过高，以此为逻辑推演供给侧改革，重点应放在市场的职责，而非政府的职责。上海支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建臣表示，目前中国产业有146个短板要补，金融应成为实体经济的蓄水池。
针对全球金融治理及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吴劲军表示，借鉴美国经济长波下行期金融监管的实践与经验，下行期是改革的主要窗口，危机是改革的催化剂，应加强政府政策性银行的表现，同时加强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面对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已不可避免混业的现状及层出不穷的国内外危机，金融监管框架调整势在必行，应提倡超级央行的体制。
针对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负责人王静文表示，中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下一步中国银行改革转型应从战略、管理、经营三个层次展开，进行差异化分层竞争，明确综合化、国际化、轻型化、数字化、集约化的发展战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周颖刚从公众基金的角度和市场差异化管理的角度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新设计，核心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财政再分配功能。中国财政科学院2014级财政学博士后、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欧纯智表示，在PPP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如果政府不能起到主导作用的时候，伙伴间纯粹的民主关系往往会沦落成民主的狂欢，而PPP的有效推进将破除税收债和财政拨付对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掣肘。山东省区域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孙吉国表示，文化与金融的融合是一种共赢和多赢，文化是源，金融是首，相互融合才能时间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相互转化促进，才能实现共生共赢共融。
供稿人：李丹
以下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分论坛二上的演讲实录：
邵宇：各位朋友，早上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作为一个交流。我想讲三点，第一点，我们现在的金融改革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发生。首先要预警一下，全球的风险可能会迎来更快或者更强烈的释放的过程。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轮经济的复苏，经历危机调整的时间非常长，一般是七年时间，但现在已经第八个年头，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完。现在金融危机看起来更像一个连锁店，从美国算起，次贷危机从宏观部门资产负债表来看是出现在美国的个人部门，也就是居民杠杆过高，很快传到了欧洲，欧洲是主权部门的释放。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如果不考虑到养老问题，不考虑政策性银行问题，中央政府杠杆并不高，但是地方政府的杠杆特别高，某种意义上有些企业已经变成僵尸化了。
这两年新兴市场市场也是波动不断，新兴市场的困难在于，对外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不是很高。巴西、俄罗斯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最后就是全球货币体系彻底的崩溃，现在大家看到，宏观上我们做的是放水，机构都在套利，全民陷入投机，这就是现在看到金融风险不断累计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况？这跟我们以前非常成功的经验是紧密叠加在一块的。当时我们享受了高增长和全球化红利，现在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全球化最成功的有两种模式，第一个是欧盟，它的核心逻辑也很简单。在金融上，德国不断输送廉价储蓄，为南欧国家提供消费、推动房地产泡沫等等。今年10月份将迎来意大利的风头，这可能是今年最重要的黑天鹅事件，到了11月份希腊这个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可能就会来临。明年欧洲大型经济体，德国、荷兰、法国都将进入换届周期，明年30%可能性整个欧盟会解体，欧元将不复存在。恐怕我们要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讨论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以及金融稳定的逻辑关系。其实中国的金融开放或者金融改革的逻辑非常简单，我的理解主要是五个方面。分别是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市场化，资本市场的深化，金融机构的强化和金融监管的优化，完成这五个步骤以后我们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国际化，这是非常顺的逻辑。
这个时刻表和整个共识肯定是有，监管未来的框架基本上都确定下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336条改革共识，四中全会我们提出依法治国118条，那为什么我们经过三年以后还在寻找共识，还在凝聚共识？我觉得应该更多转向执行、问责和确保实施的动力机制，换句话说，我们的核心应该是重新激励，以及找到动力学的解决方案，每项措施都是由人来实施的，对于政府而言我们通常看到以文件落实文件，最终一个文件就结束了，但并没有实质性推动，对于学术机构，我们在拼命的推动公司、模型，我们是金融机构，最大特点就是用忽悠刺激另外一个忽悠。
举个例子，利率市场化方面，确实已经经历了非常多利率的放松，但是我们的融资难，包括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有没有解决呢？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汇率市场化，好像看到是突破了浮动的恐惧，但是我们现在对浮动的恐惧是最大的，如果其他大的经济体不动，我们恐怕动的空间就比较小。资本市场深化，大家也都明白，我们设立新三板，并且一度希望能够冲刺注册制，最后一场风险让我们止步不前，我们现在在检讨走的过快的创新，重新归到强化这样一个领域。金融监管强化了吗？是的，我们影子银行和通道快速上升，如果再经历一次严格的类似于2014年钱荒金融机构区别影子银行，去杠杆过程的话，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风险在等待我们。金融监管的方案我们希望有一个整套的解决方案。
其实某种意义上都被卡住了，这张图想说明什么原因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宏观上的问题，我刚才提到，现在的问题是宏观在放水，机构在套利，全民在投机。
大家老是说我们放水放水，其实M2增速反而降低了，如果把所有数据累计出来会出现一个巨大问题及也就是从我们有M2记录到现在一共M2投放是280倍，同期经济增长是多少呢？整个名义GDP增速16%，这样一减每年有5个点货币不见了，所以我们的经济在金融方面通过快速经济货币化，资产的资本化，资本的泡沫化，以及泡沫的全球化，最后跟美国联系在一起，所以整个货币投放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导致什么样的困境了，导致居民投资行为全面的变异，因为每年有5%的购买力消失不见了。在货币投放过程中，实体经济，金融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分化。最近有一个词用的非常火叫做洪荒之理，一方面是流动性的洪水，也就是蓝色这根线在不断地上升。那么另一方面你看到所谓资产荒，配不到合理的资产，这里几乎没有可能战胜这台所谓的印钞机，你不要跟每年CPI3%、5%去比，你要跟年化M2去比，这个问题是一个真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问自己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货币难道从长期来看真的是中性的吗？它的规则一定会有用吗？这都是非常根本的问题。美国的核心通胀一定上不赖，因为廉价的制造不会使它快速上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做得很多的检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杠杆转换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建光有很多讨论，我们现在究竟怎么样去做过高杠杆下降的问题，我们提出移杠杆的方案，六个部门之间怎么去做调配，我现在特别担心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居民发现政策有任何移动会立刻加大杠杆，直到产生泡沫，并且在去杠杆过程中迅速的撤离，这会引起一系列风险的释放。你看到的股票市场，房线一线二线差异，产能去化导致大宗商品剧烈波动，可能是这样一种反应。在这个过程上解决激励项目，寻找新的动力机制，以及市场沟通的有效渠道才有可能解决面临如此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的未来，谢谢。
出席并演讲。他建议成立超级央行，超级央行行长可能就统管整个金融，地位相当于副总理，另外，建议把发改委和财政部合并起来变成一个超级海外概念的财政部，也是一个副总理主管。
以下为演讲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分论坛二上的演讲实录：
沈建光：中国监管体系的讨论，其实我也一直在追踪，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金融监管新框架》。大家都知道，美国财长在政府序列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财长基本上对财经问题的主导权很大，全球基本上发达国家都这样，央行行长也是非常有权力的，包括决定利率，都是央行自己决定的。但是中国的情况，整个经济决策的框架跟海外是很不一样的。
在法律上，我们的人民银行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单位，它是建议和执行单位，货币政策决定权是在国务院，国务院有分管的副总理，一个副总理管金融，一个副总理分管发改委，一个副总理是分管财政部，还有一个副总理是分管人民银行，其实中国的决策体制是非常分散的，当时我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叫超级央行的概念，就是关于今后中国大部制改革的一个大胆的设想。超级央行行长可能就统管整个金融，地位相当于副总理，另外，建议把发改委和财政部合并起来变成一个超级海外概念的财政部，也是一个副总理主管。因为发改委在中国实力很强大，我当时起名叫发展财政部，简称发财部，这样一个中国的央行行长出去都是副总理级的，那么在G20，财长央行会议上有什么决议，财长就能拍板决定了。
关于金融框架改革，现在有三种可能性。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超级央行的体制，当然超级央行现在有很多争议，也有很多反对声音，我想就这几个问题，对照以前的思路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为什么说改革势在必行？我们看到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现在大资管行业就是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其实都打通在一起了。整个混业经营情况是非常典型的，包括最早是平安，一个集团里面什么都有，包括银行、证券、租赁、保险、基金，后来还有信托等等，像这种框架，企业对口的监管是四个部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进行监管？
现在看到的光大集团，包括银行业在控股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控股银行，大资管，很多金融机构体系都是打通的，分业监管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大的风险，包括钱荒，影子银行大规模发展，股灾，这都是有矛盾的体现。
第二个，很多风险从源头上讲都是监管错位的问题。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爆发P2P，像e租宝这样的情况，满大街都是财富管理公司，10%的保证回报率，当时就是没人管，放任它发展，最后出了问题才开始收拾。
证监会说我又没有给他发牌照，不管。银监会说，它不是银行，我不给他发牌照，那就不属于我管的范围内。它确确实实存在，也算是一个资产管理行业吧，但是就是没有人监管，这种情况下，你看去年出了这么多事情。股灾，我们看到多种情况的场外配资。证监会我不管那些，应该是银监会管，这个时候监管就有脱节。最近看到金融的隐患，风险的暴露，也是跟监管框架和实体金融业发展矛盾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就国际经验来看也很有意思，2001年我在芬兰人民银行工作，到人民银行做了三个月访问学者。2003年人民银行正式宣布银监会成立，当时是叫银行监管司，当时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就是分开的，后来我们也就拍板银监会分出来，但是你发现经过这一轮次贷危机，高层觉得金融稳定的职责还在央行。很多时候高层对整体宏观审慎框架，都是只看自己这一块监管。美国次贷危机也是牵扯到混业经营，影子银行，当时就是没有做很好的防范。从海外趋势来看监管也是分分合合，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之下，金融发展非常迅猛，金融创新使金融业务都交叉，要分开确实很难，所以海外趋势也是加强央行作为审慎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
我六年前预测2015年人民币可以加入SDR，人民币是资本项开放，这是大的支柱，第二是境外流通，当中需要利率市场化，汇率浮动，债券市场，金融市场发育作为支柱来培育。今年10月份马上人民币就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了，占全球总量的10%。这比我们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来得快，现在问题是全球都准备好了，世界其他投资者也准备接纳人民币，现在我们怕海外冲击我们的汇率，最近在香港人民币境外市场，人民币越来越少了，就觉得利率大幅度上升，我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汇率的浮动。
去年的汇改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克服了贬值恐惧，去年贬值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今天来看，从去年开始人民币也贬了7%左右，大家也能接受这种浮动，浮动就是有贬有升，是由市场来决定，这对于我们金融冲击也很大。我们现在想的办法，其实就是变相的管控，我们不能说增加资本管制，它是把过去一些措施加强了。
还有一个背景，金融创新有部门利益之间协调的困难。保监会要考虑保险公司的发展，银监会要考虑银行的发展，央行跟他们是平级的话就很难协调，但是央行要作为最后的担保人，还要造成宏观效应的叠加，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上涨跟这个监管框架也有关系。
反对金融监管体系调整的声音大概有这么几种，一是有效监管不等同于机构框架调整，用机构变更代替深层次的改革，浪费人力物力，达不到改革目的。二是一行三会合并重走老路等等。
但是我的思路，金融监管体系调整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就是超级央行的体制，这个大部制改革要推进，其他配套没有也不行。还有三会合并，成立综合监管机构，跟央行并行，这里面潜在的风险，就是这两个部门利益之间的协调变得非常重要。第三种是金融委员会。这些都是今后的方向和可能作为一个探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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