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创业与社会发展办公室主任、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在传统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研究领域，著有《封疆大吏与社会变革——庞尚鹏及其时代（1524－1581）》专著一部，在《经济研究参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财政》、《全球化》等核心刊物发表专业论文二十余篇；长期关注创新创业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大众创业等问题，为政府、学校和企业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和咨询，曾在高校主讲《大学生创业与管理》公共选修课程；先后主持或参与住房公积金改革、经略周边的总体策略和国别研究等多个政策类课题以及江西修水县创建赣西北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泉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多项咨询课题。
新型城镇化建设，有赖于“三驾马车”形成合力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于2013年9月7至9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在全国优秀中青年代表提交的百余篇论文中，国际合作中心邓智华博士的《土地、户籍与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考》一文入围五篇最佳论文，最终在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获得三等奖。
在主题为“以财税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开放与可持续”的中青年发言及辩论会上，邓智华与参加大会的约200余名嘉宾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财税改革要与城镇化结合，与民生结合，并提出政策建言。
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政府应该把征地、户籍、财政三方面的制度改革统筹起来，通盘考虑，并通过制定配套性的改革方案来从整体上推进，实现土地、财政、户籍改革的全面突破。怎么样实现这三者改革的全面突破呢？学术界已经讨论很多。在梳理学界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邓智华提出，科学推进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结合户籍制度和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统筹进行。第一，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历来是中国历代政府的财库，土地制度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成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增长，要特别重视加快推进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建立权责明确、归属清晰、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产权制度，可以积极开展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在此之间要高度重视防范农村土地改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制度性风险。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目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关键在于，有序推进公平合理的市民待遇。下一步推进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能河山一片红，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操之过急。
第三，要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这一点非常关键，要改革的地方也很多。当前要重点加快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构建扁平化的财税管理体系。要努力化解产生地方财政困难巨量隐性负债等短缺的制度性症结，逐渐形成财权与事权相适应相匹配。还要加快资源税及其他配套改革，推进直接税制步伐。
邓智华得出结论说，新型城镇化建设，有赖于“三驾马车”形成合力。其中土地是基础和平台，户籍是城镇管理的重要依据和纽带，财政是推动和维系城镇建设发展的核心和保障。各地如何因地制宜，创造性地驾驭好“三驾马车”，形成新一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在确保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好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宏伟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更为广阔的考察视野。
莫干山夜话，出入古今
莫干山会议有一个独特传统，就是在白天的全体大会和分论坛之外，晚上不安排旅游、宴会、娱乐节目或自由活动，而是最大限度利用参会时间，安排三至四组专题夜话及闭门会议，作为白天大会的延伸、丰富与精细梳理，让参会代表小范围面对面辩论交锋。有些夜话组气氛热烈，一直闭门讨论到晚上12点钟。中青年代表怀着交流和激辩之余的兴奋，踏着星光，走在回宾馆的归途上，成为新莫干山会议一景。
邓智华与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华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甘行琼、云南省财政厅挂职党委副书记李奕宏等中青年学者、官员闭门展开“财税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题夜话。
夜话开始围绕“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论题展开。邓智华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我感觉中国历史到了一定程度，就开始重农抑商，它不希望商人太有钱，造成社会的动荡。实际上在这种政府理念下，中国也是在走向国际化，只是程度有限。但是后来到了清王朝的时候，这套系统因为外力太大，无法很好地适应、匹配，所以崩盘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传统，到了雍正、乾隆时候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很完善了，不收人头税，人可以自由流动了。奴婢制度，还有满汉通婚的限制，后来也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开放，这表示清王朝自身也在进步。但是后来为什么改革没有搞好？明朝中后期搞了个财政改革，其实跟朱镕基财税改革有些类似。我们现在这个改革要推出预算法，明朝的时候也搞过预算。张居正后来全国推广，也是为了缩小地区差距。通过政府财政体制改革，促进地方社会稳定。”。
接下来，柯华庆教授提出事权与事责相匹配，是解决地方财政风险的一个基本原则。“用通俗的话说，谁请客谁买单，你没有钱那你就不请客。”针对这一议题，邓智华结合明清史家的眼光和地方基层工作的经验作出反响：“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父母官。什么叫父母官，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子民谋福利。我到地方上去考察，好像确实很多问题，按照正常的财税体制，左审批右报告太慢了，我干脆给你们特批，拿点钱赶快解决，这样呢慢慢就养成一种惯例，就是领导人要有块蛋糕留作机动使用。一方面也是为了弥补这种财政体制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法治和人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中国政府和有作为的君王往往平衡得比较好。我们批评历史上的暴君、造成王朝衰落的昏君，要么说他们不理朝政，要么说社会问题太多，他们能力有限解决不了，基本上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说王朝怎么更替的。”
“我感觉我们目前面临很多问题，包括昨天讨论怎么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我在想，明朝的时候张居正改革也规定了很多，甚至通过法律的形式，预算的条例预算到把一个官员吃什么饭刻在石头上，凡是违反要怎样怎样。后来崇祯皇帝手上想增加军队开支，不行，因为体制已经太僵化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明代江西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江西刚开始做得很好，后来就僵化了，固定了，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定额包干。政府也没有积极性，做这个事情，没有钱给我，我不能往外开支，我还不如不要去干。到明朝后期，整个系统就崩溃了，后来满洲几百万人口的外族政权就把明朝给灭的。我在想，我们今天改革，有些问题确实需要改，但不是很急迫的东西暂时不要动，就像桃子还没熟，我们忍一忍，先不吃，现在吃不一定好吃。王雍君教授有个观点我非常佩服，他说我们预算要么不改，要改就得花几年时间好好改，不能操之过急。你如果操之过急，一下子地方上政府官员接受不了。我们的官员我个人觉得大都也想为地方谋福利，不是一无是处的，他们很了解地方的疾苦，也知道当前的问题在哪里。谁不想为老百姓做点事，都希望自己青史留名。大部分的地方官员我觉得还是有素质的。也许等这个桃子慢慢熟了，再去吃，会更好些。”
对于传统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精通和借鉴，使邓智华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有着独到的审视视角和评价眼光。在历史中找寻智慧的精华，发掘事物发展的规律，探究创新的起点。出入古今，以史为鉴，这也是邓智华为新莫干山会议注入的一股学术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