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记者问

农民日报记者:从材料看，农村扶贫工作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下一步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建立精准扶贫机制，为什么要建立精准扶贫机制？如何建立？

王国良:中央25号文件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贫机制是针对目前扶贫工作中一个突出存在的问题，作出的一个重要的决策。我注意到，25号“两办”文件公开发布以后，建立精准扶贫机制、改革贫困县的考核办法和完善扶贫资金的监管，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三大看点，其中，建立精准扶贫机制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长期以来，扶贫开发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也为建立精准扶贫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取得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000户住户调查得出的一个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对于我们研究、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分析判断贫困的发展趋势，是比较科学的，而且也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还存在“谁是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何在”、“如何针对这些致贫困的原因进行帮扶”、“帮扶的效果又如何”的问题，确实我们做得还有差距。

由于全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的贫困人口、贫困户帮扶工作还存在一些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没有得到帮扶。当然，在帮扶当中精准扶贫不够，并不是所有的贫困户都没有得到有针对性的帮扶，而是指由于我们基础工作做得比较薄弱，相当一部分的贫困户存在着帮扶不利的问题。所以根据25号文件的精神，下一步我们要实施精准扶贫、科学扶贫，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精准识别。要把谁是贫困人口通过一个有效地程序识别出来，包括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告公示、抽查检验、信息录入完成，将制定一个贫困人口识别的办法。二是精准帮扶。贫困人口识别出来以后，我们针对他的贫困情况进行定责任人和帮扶的措施，确保帮扶的效果。三是精准管理。要建立起贫困户的信息网络系统，将贫困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进行动态管理，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的信息真实、可靠。

目前，具体的识别办法我们正在研究。按照我们的要求,今年要完成全国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切实解决扶贫工作存在的“漫灌”问题，改“漫灌”为“滴灌”。

人民日报记者:《意见》提出要建立贫困县的退出机制，扶贫办下一步对这个内容有什么样的框架的设想，具体如何操作？

王国良:建立贫困县的退出机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国家从1986年开始确定了贫困县。在1986年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后来经过了3次调整，实际这3次调整当中是有进有出的。第一个是在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时候，我们对国家扶贫工作的贫困县进行了第一次调整，由331个扩大到了592个。到了2001年，制定国家第一个十年扶贫纲要的时候，我们把东部地区的33个贫困县全部退出，33个县的指标全部用到了中西部的贫困地区。到2011年，制定国家第二个国家扶贫纲要的时候，把贫困县的调整权利下放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实际上，这次调整又调出了38个重点县，但同时补进了38个重点县，国家现在贫困县的总数仍然是592个。

另外，按照2011年我国划定的贫困地区连片特困地区的办法，又相继进入了一些片区县，目前全国一共有680个片区县，其中包括440个国家扶贫工作的重点县，在片区县以外还有152个重点县。现在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和扶持的主要对象是832个片区县和重点县。

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贫困县没有减少，实际还在增加。我们认为，目前832个片区县也好、重点县也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仍处于最落后的序列。2011年，我们进行国家重点县调整的时候，有11个所谓百强县、小康县已经全部退出，而且这11个县都不是国家扶贫重点县，都是省定的重点县，剩下的目前832个片区县和重点县仍然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最低、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县，这些县进入了重点县的序列，能够享受到国家资金、政策帮扶上的多种优惠和帮扶措施。

按照一般的计算，国家的专项扶贫资金每个县大概在3000-5000万之间，更重要的国家还有对重点县一些专项转移支付，有一些专门的政策措施，我们国家的定点帮扶和东西扶贫协作也主要指向的区域是重点县。因此，对于重点县退出的问题首先是那些县的群众不愿意退。另外，干部也不愿意退，也不敢退。所以，关于退出重点县只进不出，或者进的多、出的少的问题成为一个热点。前不久大家可能看过《私人定制》电影，就把这个事也作为电影的噱头进行表现。我们认为，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重点县只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随着全面小康建成的临近，重点县将逐步退出和减少，但是如何确定一个有效地退出机制，目前我们经验不多，而且正在研究。下一步，根据25号文件的精神，我们将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的办法，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中央电视台记者:今年的《意见》中首先提出了改革贫困县的考核机制，既然要改革的话，肯定说明现存的机制有一些不足，请王主任介绍一下现存机制有哪些问题？另外，这次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又有什么具体细则，下一步扶贫办将作出哪些工作推进这些改革？

王国良:刚才我说到，改革贫困县的考核机制是中央25号文件的一个重点内容，也是六项改革创新的第一条。目前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考核党政领导的主要指标是GDP，汪洋副总理说过一次很深刻的话：“考核就是一个指挥棒，上面考核什么，下面就会集中力量抓什么。”因此，在一些贫困县党政的主要领导同志把精力集中在招商引资和做大GDP上。实际扶贫工作没有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很难在扶贫工作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贫困村调研的时候，明确要求贫困地区的党政领导重点工作要放在扶贫开发上。所以，为了把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真正做好，中央决定要改革贫困县党政领导的考核机制，考核机制的改革的初衷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切实把县抓落实落到实处，把贫困县最基层的扶贫工作特别是到村到户的工作落到实处，这样扶贫工作才能真正抓出成效。为了做好这项改革，我们开展两方面的具体工作：

一是贫困县从主要考核GDP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要把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降低GDP考核的权重。

二是要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的指标，重点改为考核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这件工作事关重大，因此25号文件要求中央组织部牵头，会同扶贫办和统计局等部门征求地方意见，要研究提出完善贫困县考核机制的具体办法。前不久，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改善改进党政领导同志考核的文件，其中明确要求要先在贫困县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再推开。同时，扶贫工作也要加强对省一级的考核，使省一级的考核和县一级的考核成功配套，相互衔接，真正在贫困地区做好扶贫工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些商业银行不愿意把贷款放给贫困地区农户或者企业，请问扶贫办在接下来工作中将采取什么措施完善金融扶贫的工作？

王国良: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贫困地区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关于金融扶贫问题，我们做了30年，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做得很不理想。目前金融难，难在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村、贫困农户中落实是始终存在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商业银行作为盈利的一个主要目标，很难在贫困地区发放贷款。我国金融政策性的银行还不多，对贫困地区一些金融的政策也很不完善，合作性金融原来农村有一个信用社，现在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除了农村信用社以外其他合作金融在贫困地区发育的程度很低，基本上是小打小闹，因此贫困户得到贷款现在是我们重点金融扶贫改革要研究、突破的难题。

对于金融扶贫的问题，大到贫困地区如何得到金融支持的问题，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询问扶贫工作的时候，许多人大代表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国家要制定宏观方面的金融政策，是一个大课题，我下面仅就扶贫系统、扶贫的部门如何加强金融扶贫、改进扶贫工作做得一些工作做一个简要介绍。

一是在扶贫的资金中有一块资金叫“扶贫贴息贷款”，每年从扶贫资金当中拿出一定的比例进行贴息，目前国家394亿专项扶贫当中贴息资金有5.6亿，对扶贫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和贫困农户实行贴息贷款。贴息贷款进行了几次改革，目前所有的银行包括商业界银行只要有积极性，都可以使用贴息，所有的贫困户和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金融机构。贴息是有差额的，对于贫困农户贴5%，对于龙头企业利率贴3%，由于扶贫贴息贷款政策，每年引导大约500多亿的贷款用到扶贫开发的项目上。

二是贫困村互助资金，属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扶贫措施。由于贫困村、贫困户得到贷款很难，因此在实践中一些地区探索、总结、创造出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办法，利用国家的一定的财政投入，贫困村组织一个互助社，由贫困村贫困人口自主报名入社，缴纳一定的会费，用大约15万到20万的互助资金进行贫困农户之间的借款和扶贫项目的经营活动。贫困村互助资金是群众在金融贷款难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有效的办法。目前，全国已经有20000多个村开展了这项试点，这个试点、这个资金属于自有、自用、自管、自享、周转使用的办法，这方面解决了贫困农村发展生产的一些小的资金需求。

三是小额信贷。小额信贷这个最初的概念是从孟加拉国引进的，在我国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目前，许多组织和社会团体都在开展小额信贷，比如妇联组织开展得就比较好，在甘肃做得很成功。另外，目前规模较大，做得比较规范，发展前景比较好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搞的小额信贷项目，具有一些专业性、商业性、政策性相融合的特点，目前已经在全国普遍开展。但是，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最终得到金融方面的支持仍然很不够，下一步，我们将配合人民银行，因为中央25号文件贫困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是由人民银行牵头，我们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制定出更有利于贫困农户贷款，更有利于贫困农户增收的一些具体的金融措施。

新华社记者:此前有媒体报道，个别地区出现了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的现象，下一步扶贫办如何采取措施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管和使用？

洪天云:谢谢新华社和所有媒体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高度重视。2013年12月28日，把新闻媒体专门请到国务院扶贫办就国家审计署去年上半年我国的6省区19个县的扶贫资金使用的工作审计情况进行了通报，相关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一是扶贫资金监督管理作为我国最大的民生工程，自上而下，高度重视，有一系列、一揽子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同时，有一支长期从事这块工作的管理人员，总的来说，管理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确实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特别到最基层这一块，出现了很多违纪、违规、违法的问题。因此，在国家审计署审计的基础上，国务院已经专门进行了听取汇报和专题的研究，并责成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和相关部门怎么样更好的把最大的民生工程和民生资金进行监管，进行专题部署和进行制度完善。之后不久，新的措施即将出台，出台以后我们会向媒体进行全面的介绍，请大家关心和支持了解这块工作。

二是扶贫资金由于是直接涉及到民生，直接面对的是最贫困的群众，是触及到每一位老百姓心里的敏感点。因此，社会各界各个方面非常关注，非常感谢媒体、新闻界的朋友对这块的高度关注，在我们媒体界在内的社会组织各个方面共同监督这块的管理和资金使用，才会使用的更好，关键是制度需要完善，人管人、人管事管不住，要靠制度管人、靠制度管事，才能管得更好。同时还要发挥各个方面的监管作用，在实践当中不断地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扶贫资金的使用管好、管到位、管到老百姓。

扶贫25号文件已经明确，在明确扶贫对象以后，经过建档立卡，围绕贫困群众、贫困群体，点对点的对老百姓进行扶持。相对这块的扶贫资金自上而下下放到县以后，通过项目和有条件的现金支付方式，到具体的农户生产以后，这部分的管理机制和办法正在研究。

三是加强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国务院已经明确提出要求，今后的扶贫资金和项目，原则上要下放到县，国家层面、省层面、市层面，在这块的主要工作就是加强监管。监管不仅仅是按照制度管好的问题，同时在监管的过程中，在全国发现一些好的典型、好的经验、好的做法，进行推而广之，进行宣传。同时也有一个资金产生效应的问题和资金绩效评估的问题，下一步在这些方面还要进行一些探索，请大家继续关注。

王国良:我补充一下具体情况。对于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从上到下都高度的关注。去年，国家审计署对6省区19个贫困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审计，结果暴露出的问题令人震惊，主要集中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和损失浪费上。所以，我们认为这集中反映出目前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中的突出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

扶贫资金管理出现的这些问题，既有制度层面、机制方面的问题，也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还有制度执行不严格的问题。因此，改变目前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要创新、改革扶贫资金管理的机制。这次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扶贫资金的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中央早在2000年以前，就把扶贫资金的权力全部下放到各省，当时叫“四个到省”，其中包括扶贫资金到省。市和省一级的扶贫部门和财政部门将不以审批项目为重点，改在使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的监督管理上。

汪洋副总理在全国扶贫工作会上要求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改革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重要性，要彻底改变扶贫资金审批权“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这种循环，但是项目审批权原则上下放到县还是有很多阻力的。目前，我们和财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一个具体的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机制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久就可以实施。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的扶贫工作是否还需要一些国际援助？另外，您刚才谈到“两办”意见的时候提到十大重点工作，包括卫生和计划生育，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王国良:这个问题下面我请政策法规司的副司长苏国霞同志回答。

苏国霞:开展减贫领域的国际合作是中国扶贫的一个基本经验，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大规模扶贫开发也近30年了，整个中国的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这里面也包括国际社会作出的重要的贡献，减贫领域的国际合作是我们整个扶贫的一个重要补充。但是，从整个国际合作发展历史来看，我们有一个从以引进为主到共享的过程。引进为主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引进了国际的理论、经验和资金，来帮助中国扶贫。当时，我们自己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太强，国际组织的援助，包括官方的无偿援助，包括软贷款，对弥补中国资金的不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世界银行在中国先后实施了五期扶贫项目，投入总规模是7.7亿美元贷款，还有几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下是一笔很珍贵的资源。

在引进资金的同时，我们借鉴了国际减贫的理论和方法，像我们直到现在确定扶贫标准基本的收入法是恩格尔收入法，还是在使用国际理论，像我们扶贫中广泛使用的参与式扶贫方法，也是借鉴国际经验引进中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收获。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培养了大批干部。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减贫理论、减贫模式也不断形成，在全世界除了贡献了减贫人口的成就以外，也贡献了政府主导大规模减贫的经验。2004年，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在上海召开了全球扶贫大会，向世界推广中国的经验。这标志着中国减贫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向共享转变。这也有一个背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不符合国际组织官方援助和软贷款条件了，相关的组织陆续停止了这种援助。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共享减贫经验，促进国际减贫事业共同发展成为了主导。

刚才你提的问题，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经济总量了，是不是还需要国际援助？我们觉得还是需要的，我们也是欢迎的。我们还需要和国际组织一起研究中国的一些特殊贫困问题，做一些先导性的试验、创新机制，拓宽我们工作思路，加强国际领域减贫经验的交流、理论研究、模式创新，通过这些方式促进中国减贫事业的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应该是卫生计生部门作为主导，我相信贫困地区的政策和全国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我想计生卫生部门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比我们更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