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我想问关于二季度以及下半年CPI走势会是怎样的。另外您刚才提到了今年的财税改革是比较大力度的推进，而且营改增前段时间在《求是》杂志上也有更积极的信号的释放，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短期内的价格波动是怎样的，长期来看又是怎样的？

祝宝良：关于二季度和下半年CPI的走势，我个人认为，物价目前不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它基本上是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从CPI上来看，我们现在一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产品，前一阵子农产品里面主要是猪肉价格下跌比较大，5月份开始，猪肉价格已经略有上升。还有蔬菜，粮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第二块跟CPI有关系的就是工业消费品。我们一再讲工业消费品的价格现在基本上是供大于求的，这一块的价格暂时还是涨不上来。但是从PPI的角度来看，5月份以后PPI的同比降幅会略有下降，它会传递到工业消费品里面，这一块的涨幅可能略有加大一点点，但是并不对我们的经济形成压力。第三块是服务业。这两年我们很大一部分的就业都在服务业上，服务业的就业、服务业的工资上升速度也比较快，所以服务业的价格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阶段。所以我个人觉得，4月份的CPI可能是低点了，从5月份开始CPI应该会回升到2.4%左右的水平上，下半年还略高一点点，但决不会超过3%。

你讲到财税制度改革对短期价格或者长期价格的影响。我们这一次改革，短期的财税制度改革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主要是营改增。营改增是减税的做法，减税主要的结果使得服务业的价格是在下降的，因为服务业的营业税改成增值税，绝大部分服务业负担是下降的。我们预计全部改完，一年税收减少4000亿。如果GDP是60万亿的话，4000亿除以60万亿，相当于CPI下行0.2、0.3个百分点。在营业税改成增值税降税的同时，包括小微企业的税收改革也降它的价格，同时我们今年开始可能有一些资源税要适当调整一下，我觉得资源税就是调整包括煤炭碳税等等的资源税，增加了以后，我个人觉得它对短期物价的影响会略涨价一般点点，但是低于减税的影响。

税收对价格的影响，它是短期的，等税收调整完了价格的影响对消失掉了，所以它长期对价格没有影响。但是它会影响到相对价格，我们有的行业是减税的，有的行业是增税的，行业之间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煤炭资源征税，煤炭价格上升，给服务业减税，服务业价格下降，是相对的价格改变，但是对总体价格的影响不大，长期来看，价格不是由税收决定的，而是由货币政策来决定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您刚才提到今年“两会”后，投资的资金，包括政府的资金也在逐步到位，相关政策也在逐步实行。请问这些政策什么时候会真正见效？比如房价下行何时有望出现逆转，还有工业何时会出现增长的回升？谢谢。

祝宝良：今年以来我们采取了大的政策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略。二是一些扩大内需的政策，刚才讲的保障性住房、铁路建设，还有放开民营投资的一些范围。三是把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适当进行置换，再加上一些改革的政策。改革的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很难看得出来，过去我们国家信息中心也做过研究，有些改革是可以量化的。今年以来我们很多改革政策，特别是下放行政审批权，我们很难量化出来，但是这些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改革还是有效果的。实际上我们去年已经看到的效果是注册企业增加了，马上就反映在投资上了，还有一些改革的政策，像财税，短期对经济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

可能短期影响最大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扩大内需的政策，像财政政策，往往两个月就见效，货币政策一般来说是半年见效，到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这些政策会发挥作用，下半年的经济会稳住。

你还提到工业的回升，只要是投资稳定住了，我个人认为工业基本就能稳得住。房价的下跌跟我们目前刺激内需的政策可能不一定一样，因为现在的政策更多是刺激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稳定一些制造业的投资，短期对房地产的投资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对房价的影响，可能还显现不出来，房价的问题可能还要更好的讨论，我个人认为房价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波动当中下行的区别，但是决不会出现房价急剧下行的局面。

房地产的价格说穿了就是供求关系的问题。我们自己也觉得，今年包括明年可能是房地产出现一个阶段性拐点的时间点，原因在哪儿呢？我们曾经把中国房价的上升的主要原因做过量化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中国房价上升里面40%的原因来自于刚性需求，而刚性需求怎么能度量出来呢？是跟我们年龄平均在23岁的人口有关系，中国第三轮人口高潮是从1981年到1991年，我们出生的婴儿最高达到2500多万人，也就是说1991年到现在就是23岁了，这些人要解决它，大概需要1200多套住房，这是一个需求。但是从今年开始，人口就在慢慢降，今年、明年是个拐点，所以它的刚性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

第二个跟房价有关系的是，30%源自于土地购置、土地价格的上升。这几年我们土地购置价格一直在上升，上升速度实际上是快于房价的。还有30%的原因带有投资投机性，怎么度量它呢？就是超发的货币跟现在的GDP去掉以后，我们就认为剩下这些货币是用来投资房地产还是股市，这里面一部分影响了我们的房价，大概占30%。如果按这个趋势来分析，中国的刚性需求在下降，2011年以后我们的货币回归到正常以后，超发的货币再去追逐房地产还有，因为货币影响滞后一到两年，滞后到今年，我们就认为它投机性需求不多了，再加上我们去年的限购、限贷政策。还有就是土地的购置面积，土地价格也是滞后两年影响到房价。

从这个分析，我们就觉得，影响到房价的因素都在导致房价稳中下降，但是短期决不会暴跌。我们现在一年商品房需求量，不包括保障性住房1200万套是差不多的，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这23岁的人口，去年我们城市里面23岁的人口大概是1100万，这些人需要的房子，我们估计大概有500-600万套就够了。另外我们还有城市化率提高，我们需要700多万套，700+500，大概是1200万套的概念。还有一部分保障性住房，每年建设500万套保障性住房里面其中60%是棚户区改造，套数不增加、不减少，只是条件改善了。从这个需求上来说，这个量还有，我们现在的供给量基本上跟它平了，甚至略多一点点。我们在建房地产的面积，每年商品房供给量就接近1100多到1200万套了。

中国还有待售面积大概500万套；还有空置房，到底有多少空置房现在还没有具体数字。但是我们知道，空置率在中国不高，按照国际标准空置率5-10%，中国现在有2.8亿套住房，空置10%的话，可以空出2800万套，买了房子是用于投资出租的。我们估计中国决没有这么多的空置房。我个人估计，中国的住房投资性需求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的，到去年我们已经卖掉了5000多万套房子，里面空置投资类需求20%，大约有一千万套空置房，就是买了以后用于出租的，这些短期之内也可以用来增加供给。从这个角度上说，房价可能到了一个阶段性拐点，但是刚性需求是在那儿的，部分城市供过于求了。一些案例也决定了，像北京自主房降30%，大家蜂拥而至就去买，很多地方稍微降降，刚性需求就起来了。但是短期之内，可能受一些预期的影响，会有一些观望，所以房价应该适当降降，但是不会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从2012、2013年，我们一再强调房地产价格要回归正常水平，经过这么两年多的调控，房价开始回归正常水平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对这个问题过于紧张。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今年我们的地方债已经进入了集中偿还期，您刚才提到我们允许建立起地方建立融资平台，允许地方借新还旧，借长还短，怎么能保证现在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性进行有效的控制？另外，怎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平衡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管理？

祝宝良：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首先我们讲，中国地方性债务，融资平台的一些债，基本上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确实是必要的一些投资。今年到期要还款的，地方政府有责任要还的，大概是2.4万亿，财政可以允许一些地方政府发一些债，今年有4千亿的地方债要发行。再加上我们通过借长还短，比如说把原来的期限延长一点的办法，比如说正在建了一半的项目，即使到了还款期，还可以到银行继续借款，把项目想办法完成了，我们通过这些办法把债务的负担往后延，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杠杆率要上升一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次次贷危机里面，企业的杠杆率去掉了，可能家庭的杠杆率也在减少，但是政府的杠杆率都在增加，但是那些政府增加的杠杆率是通过大量的社会保障支出等等，我们的杠杆率提高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设施建完了以后，可能杠杆率自然就下来了。除了债务置换以外，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发债的规模，把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杠杆率适当提高，来防止债务出现违约，这是必要的，因为本身这些债就是政府的责任。此外，可以证券化，公私合营的方法。把债务后延，在债务方高峰期过去以后，只要债务可持续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记者：今年1-4月份进出口数据双双下降，今年上午商务部发布会时说，要实现今年全年外贸7%的增长目标，就意味着5月份开始每个月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11.3%，任务非常艰巨，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之一，如果说出口增长压力比较大，那对总体经济的增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祝宝良：1-4月份，中国出口下降了一点几，但是把去年1-4月份的套利资金拿掉以后，1-4月份的出口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按照我们的算法，把去年的出口增长的7.5%里面，把那一千亿去掉以后，去年外贸进出口就变成5%左右了，按照这个基数，今年7.5的目标实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作为政府部门来说，你是不能这样算这个账的，看起来这个目标任务比较艰巨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这并不是商务部的责任，确实是由于国际上的一些套利资金，导致我们的统计数据出现了不准确的问题。

如果按照去年5%增长算，今年的7.5%我觉得能够保障，而7.5%的速度，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组织的预测，去年的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二点几，今年估计在4%，如果我们还能够保障7.5%，考虑到技术因素，去年完不成，可能会到5左右。刚才说了，今年的出口按照现在的统计能出口到5%就达到现有的目标了。这个速度，跟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基本上是持平的，甚至略高国际贸易，我认为你在国际市场长的份额是增加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今年并没有下降。但是国际上来看，你的份额没有下降，甚至还是有增加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经济的变化、贸易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负面影响。

国际商报记者：你以前形容经济发展形势的时候，说到一个词，叫稳中趋降，您怎么理解稳中趋降？这种趋势还要维持多久？

祝宝良：我们分析这几年经济增长的时候，确实用了一个词，平稳当中增长速度在放缓。稳中趋降，可以用两个含义来解释，第一个是中长期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了中高速，就是潜在增长能力是在下降的。当然大家还有争论，中国长期的可以持续的增长速度现在到底是多少，经过这两三年的实践，我觉得可能就是7-8之间，前两年我们基本上是在7.7，7.7的时候，中国物价CPI大概在2.5左右，房地产价格还比较高。等今年我们降到7.4左右之后，我们看到物价也在往下走。从这个角度来说，潜在增长率在逐渐往下走，我们说稳中趋降，是潜在增长能力造成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靠改革提高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把全要素生产率拉上去。

还有一个解释，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围绕着潜在增长能力，增长速度可能持续低于潜在增长能力，如果高于潜在增长能力的话，往往我们认为经济热了。现在我们说稳中趋降，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实际增长速度一直基于潜在增长能力运行，还没有看到一个拐点，说中国经济开始稳定了。当然这个稳定是说它超过了潜在增长能力，引起物价开始上升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能要发生转向的时候，暂时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们什么时候可能出现实际经济增长有可能跟潜在增长能力差不多，甚至高于潜在增长能力，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周期性上升，什么时候能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个人觉得，这个阶段的出现，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把过剩的产能淘汰掉，就是没有过剩的产能了，这时候再拉需求，经济形势就往上走了。现在产能过剩什么时候能够淘汰掉，这次产能过剩主要在重化工业，产量都比较大，投资规模都比较大，我估计至少还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来淘汰。我们已经淘汰了两年多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稳中趋降的趋势，还有可能两年左右的时间。当然依赖于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如果说我们就是为了把产能消化掉，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进一步刺激，创造出一些需求来，把这些产能消化掉了，而不是淘汰掉了，这也是一种政策策略。这种政策我个人认为不宜实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改革任务要完成，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拉上去，改革推不动了。既然很容易就把我们的产能消化掉，那么我们要改革干吗？我们要提高效率干吗？那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自己一直强调，把经济稳定在适当低于潜在增长能力又不至于低于太多范围之内，可能两年左右的时间，把过剩的产能“出清”，我们就会有一轮新的增长，那一轮新的增长速度是多少？是7.5，甚至比7还低。目前这个阶段，我说要稳中趋降，两个含义都有，目前还不是出现转折点的时候。

农民日报社记者：您刚才提到CPI中农产品价格的部分，请您对接下来农产品价格是否作出一个预期？尤其是在猪肉价格方面。

祝宝良：农产品的价格，我们讲农产品跟工业品不一样，往往生产周期很长，当然比它生产周期更长的就是房地产了，调整起来时间就更长一点，工业品瞬间可以生产出来，往往价格的波动不会那么大。

关于农产品价格的问题。中国从整个农业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在讲“紧平衡”的概念，粮食价格逐年往上涨一涨，是正常水平，也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如果粮食真正过剩了，我们可以让地休耕，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从整个农产品价格上，还是稳中往上走的态势，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关于猪肉价格的问题。我们有一个3年左右的猪周期，一年半涨，一年半跌，而且往往上升下降的幅度都比较大。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除了猪肉生产周期是一年半以外，还有重要的是生产方式，我们大量猪肉养殖是散户养殖比较多，最近散户养殖的比重已经降到了不到20%左右了，猪肉价格波动幅度就下来了。集中养殖也有利于提高产量，这是最近我们这段时间中国猪肉粮价比滑到6以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紧平衡是我们的基本特征，所以价格还是要上升的。

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网记者：刚才您提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在下行，也比较稳定，但是企业的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您觉得如何解决这样一个局面？另外，目前市场上对降准预期看法不一，您对下一步央行货币政策有何判断？

祝宝良：这个问题也确实很重要，短期银行间市场利率在往下行，但是一年期以上的利率实际融资成本还很高。我刚才讲了，大概有4个原因导致它出现这种局面，其中一个原因是带有制度性的问题，就是我们产能过剩的一些行业，加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刚才另外一位也提到融资平台如何处置，我还是提到借长还短，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求还是在那儿的。由于这两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时间去处理，所以长端利率马上要降下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要降到很低的水平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处理产能过剩的问题，还要允许地方政府去融资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刚才也讲了，利率市场化初期，管制利率肯定是低于均衡利率的，一不管制，回到均衡利率，往往冲上去会有一个高点。这两个原因决定了长端利率在短期之内要完全走低难度比较大。

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导致长端利率比较高，第一个是各种“宝宝”理财产品等，我们最近在监管。应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它确实对利率市场化带来很好的影响。但是既然是金融企业，就要按照金融企业来监管，监管以后可能适当地把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会降一降。第二点，我一直在主张，现在我们有一些关于监管商业银行的办法，也导致利率在上升，比如说月末、季末，大家都在抢存款，因为有个存贷比。能不能取消银行的存贷比限制，而通过其他方面监管商业银行。通过这个办法有可能把银行的融资成本降下来，从而也可以降长端的融资成本。

当然了，长端融资成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如果预期说有风险，肯定就有风险升水，我可以贷给你，就要很高的收益率，这个就把成本涨上来了，这是预期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经济问题没有那么大，预期没有那么高的话，融资成本也会低一些。我们就看到，既然货币市场利率下来了，长端利率还很高，这似乎跟货币政策没有什么关系了，完全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但改革短期内又不能马上见效，又想让长期利率适当回落，货币政策还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这些都不变，货币供给增加了，利率也就下来了。所以我一再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要灵活一点，在基本上维持我们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地灵活一点。必要的时候，适当地降准也是一种办法。比如最近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开始降准了，降准以后，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就降了，毕竟20%的准备金率，利率基本上0.3，银行把资金无偿地放到中央银行里面去。我曾经也建议过一种办法，有没有可能中央银行跟商业银行让点利，把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成“央票”行不行？把央票置换存款准备金，“央票”的利率高一点，我买了你的“央票”，中央银行可以给商业银行三点几的利率，是商业银行可以从这里面拿到一点利益，融资成本也可以降一降，贷款的成本也可以降一降，这些办法短期内还是可以用的。

当然，我们说只要我们的长端利率适当下行，对经济影响就会好一点，我们也不是说长端利率一定要大幅度下降。如果降到7左右的水平，我们觉得是正常的水平，没有说降到更低的水平。我刚才也讲，4月份以后，一年期的有一些信誉比较好的债券利率已经降到7以下了，4月份以来，央行的这些微调的政策，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