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记者问

凤凰卫视、凤凰网记者:关于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CPI，这次目标设定在3%，专家解读今年从1月份的数据看全年实现2%有困难，想问一下我们怎么理解CPI的目标，还有您怎样判断通缩的风险？谢谢。

宁吉喆:这个问题应该问价格主管部门，《政府工作报告》确实把CPI涨幅3%，作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为价格改革留下了空间，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今年1月份CPI涨幅是比较低的，但从全年来看，还有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因素，特别是农产品中蛋奶等价格上涨。更重要的是，要不失时机地加快改革步伐，3%左右的预期目标为价格改革留下了空间。随着全年经济形势的发展，价格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很大，有些不是我们能够完全左右的。把CPI价格考虑得更合理一些，留有余地会比较主动，如果定低了，国际市场有变化就会被动。这个问题最好问主管部门发改委，他们比我了解得更透彻。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非常感谢，这样的新闻发布会是第一次，给我们一个机会非常感谢。我看到《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社会治理方面，李克强总理说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这是大家都赞同的。但是报告对2014年的回顾中第7页提到保证人民生命安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刚刚发生，而且这也是上海两会很重要的热点之一，刚才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有地方参与的，上海肯定也反映了这些，全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出现，有什么背景？是不是上海的意见不采纳，还是没有反映？谢谢。

宁吉喆:我看了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实是写了，而且写得很靠前面。我把31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看了一遍，你说得对，上海写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得很明确，全方位强化安全生产，包括公共场合的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全过程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去年无论是重特大事件还是事故总数，包括你讲的事件，还是重点行业的事件，确实从总量上来说是下降的。但这不排除发生过一些极端的、影响很大的事件，中央政府都是高度重视的，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时间就有批示，而且都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因为《政府工作报告》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写进去。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写在了突出位置，我们都看到了。谢谢你的提问。

彭博新闻社记者:我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经济发展谈得较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政府对于实现7%目标的信心有多大？是否在某个节点上的经济发展数据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顾虑，怎么看待经济增长的底线或大家关注的红线？

宁吉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谈到了经济增速问题。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长期矛盾凸显的情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和较高速增长，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也有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情况。这一切都使得增长速度在近几年有下行的趋势。当然，全世界都很关心，不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下行，欧洲、日本都是这样。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很关心。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是有就业、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速度。去年的就业，是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就业不减反增，今年的速度也是能够保证比较充分就业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服务业的增长，小微企业的发展，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加大，现在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就业。所以，7%左右的经济增长，可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另外要考虑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还要考虑到生态环保，所以同样的增长速度要联系到质量改善、就业增加、收入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来看。当然，增长速度过低肯定对这些是有影响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改革开放、扩大内需、结构调整等措施，强改革、更开放、硬措施。因此，我们对实现7%左右有质量、有效益、有就业的增长，是充满信心的，既有需要也有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法制日报记者: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元年，请您解读一下报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有哪些体现？加大简政放权，报告中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请您做一下解读。谢谢。

宁吉喆:这话总理是在简政放权里面讲的。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宪行政，对权力要有制约。我们国家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现在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过去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下保留过多的审批事项，包括加强管理采取的措施。本届政府一开始就明确，中央政府要把行政审批事项在五年内减少1/3，这个任务正像总理宣布的那样，五年任务两年已经完成了。

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理说的是1700项左右，1/3就是600多项，过去两年已经完成了减少600多项，仅去年一年就是200多项。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不能止步，群众办事还是不方便，基层生产力还需要进一步解放，特别是要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在这个地方，总理借用了“有权不可任性”，我觉得用得很恰当，这也反映了依法治国，反映了对必要的公权力要加以限制。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理在报告的第六部分有较全面的论述，提出“四个坚持”，包括依法行政、惩治腐败、狠抓落实等内容。谢谢。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有两个问题：一是今年的经济增长期目标下调到7%左右，同时要保持中长期发展，是不是意味着不希望增速下降到6%、5%的水平？二是有关投资的，我们看到铁路投资8000亿元以上，水利也是8000亿元以上，我们怎么了解新常态和大规模投资的关系？谢谢。

宁吉喆: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国内外都很关心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下，也是一样的，经济增长目标是预期性的，不是过去指令性的。总理在报告中说得很清楚，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要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还力争更好的成果，已经把这个事说得很清楚了。虽然是预测性的、指导性的，都希望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还是高一点好，如果资源、能耗比较大的速度，高了就不好，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当然是高一点好了，低了不好。现在我们的速度正在转到有质量、有效益的轨道上，结构也在调整，质量也在提高，民生也在改善，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是7%左右，总理用了一句话，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无论是水利还是铁路投资，都是基础设施，都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不是高利润行业，可能是有点微利，是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的领域。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入领域，中国是明显不足，和日本相比我们大概仅有1/5，人均公共设施折合成资产中国仅相当于日本的1/5，还低于韩国，当然也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些方面的投资不是过度，而是不足。投资是一个中性词，不是说投资就不好，这是误读。要看投在哪个方面，结构好的投资越多越好，公共服务的投资是多了比少了好，所以这次提出8000亿元铁路投资、新投产8000公里，大家坐的高铁一天就能够到达相当大范围之内，整个物流、人民的出行都大大方便，肯定还是好。特别是铁路投资，多数都投到中国的中西部，中国中西部地区比东部沿海地区差得多，交通不太方便。水利的8000亿元和铁路的8000亿元不是一个口径，那是大中型水利项目在建规模8000亿元，当年的投资没有那么多，铁路是当年投资，水利是在建的。前面讲了57项已经开工的项目，因为水利项目一搞都是很多年，还有27项今年要开工的项目，这些都开工了在建的规模，包括没有建完的、正在建的是8000亿元。已经开工57项要加快建设，今年要再开工27项，172项重大水利工程。

塔斯社记者:刚才您说中国宽带用户超过7.8亿户，据我了解网络发展对消费有好处，比如电子商务等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您估计今年的用户数量会增加多少？谢谢。

宁吉喆:按以往的速度，这几年都是连续增长20%~30%，中国实施宽带战略应该已经有两三年了，进展非常迅速。实施宽带战略以前已经发展了不少，去年增长很快，特别是加速光纤到户。现在城市宽带好一些，除了老居民区、危房，现在实施农村宽带入村工程，加上中国的物流、快递、电子商务发展很快，对宽带有极大的需求量。总理在报告中特意提到要实施信息网络等重大项目，越来越多的宽带为提高网速提供了更好条件。我讲的数只低不高，可能比这个数还要高，超过8亿没有问题，中国一共有13亿多人，我觉得今年没有问题。中国的手机这么普及，还没有到一人一部，我记得日本平均一人不只一部，中国的发展潜力在这方面很大，这方面的生意大有可为。

华尔街日报记者:刚才做介绍时提到报告经过四五次的修改，修改的时候哪些地方有比较大的分歧？另外说有很多学者、地方人员开会，他们的建议有没有不用“目标”这个词，你说不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提起来像是比较硬性的目标，不用预测，有没有人建议不用一个“目标”？谢谢。

宁吉喆: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过去是学这个专业的，目标、指标，可能指标更客观一点，目标有点主观性，确实有这个问题。报告起草过程中这个议论比较多，到底叫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还是目标、任务，到底叫什么，我们的目标分两类，无论是长期规划还是年度发展，一类叫约束性目标，应该是更符合目标的本意，必须要完成的如单位消耗多少。世界上达成的碳排放目标不是所有国家都赞成是约束性的，有些国家签了协议还有反悔的，还有不签的。这在中国叫约束性指标，包括节水、环保的指标，包括扶贫，很多都是约束性的。还有一类指标是预期性指标，就是我刚才讲的预测性的、指导性的，作为政府来说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些政策来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去实现的，区别在这儿。什么时候把目标这个词完全从文件当中不用，虽然不是指令性的，又怕别人不理解，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严格讲它是一个一揽子的指标，咱们从来都叫它目标，而且大家也都理解了。一个词关键看大家共同的理解，有共识就行，而且翻译到国外也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你问的是报告哪一部分修改的多，应该说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部分修改得最多，因为我们动手很早，一开始都是依据去年前三季度的情况，随着四季度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出来，要做比较大的修改，有时候预期总是赶不上客观的变化，全世界的经济也没有想到复苏这么乏力，中国也是这样，所以三四部分改动比较多。你刚才说四五次，实际上是40~50次。不同意见修改的部分更多一点，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因为这是一切的基础。

央视记者:非常感谢宁主任，以前都是撰文解读，这次开发布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多新提法，比如“互联网+”这些提法，有没有什么深意？国企改革方案经过2014年一年的酝酿，现在的时间表怎样？什么时间出台？谢谢。

宁吉喆:我今天来提前宣传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因为我们是起草组的，更熟悉它的内容，解读的文章也是要发的。“互联网+”这个问题，现在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可以加到我们文件起草，大家最关心的是加到互联网金融，文化创意产业也可以加，所以“互联网+”给人无限的联想。互联网是一个工具，可以加到很多方面，本来有一个加X，互联网可以运用到很多领域，所以有一个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专门的主管部门是工信部。互联网渗透到经济社会、民生、军事、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加到任何一个领域。在我们特定的《政府工作报告》范围内，主要是加在经济社会领域，是放在新兴产业里说的。

还有国企改革，这是明确的，国企改革有一个方案正在研究制定，按照中央的要求是要及时出台的。

香港纳斯达克通讯社记者:关于国资国企改革，我对比了一下去年和今年的报告，今年是把国企改革单独放在改革开放六大部分之下单独来说的，是不是意味着国企改革在今年会更受到重视？这六个改革的部分是如何确定的？能否介绍一下国企改革这部分起草的过程？另外是很多媒体，包括央视报道国企改革会在两会后公布方案，就这个问题想向您求证。谢谢。

宁吉喆:国企改革的具体方案不是我们单位牵头的，可能要联系国企改革的主管部门来详细回答这个问题。至于位置前后，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国企改革放第一位，以国企改革为中心任务。今年按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放在第一位，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首先政府要有所作为，要简政放权，这就涉及到政府过去管理比较多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投资，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投资体制改革已经越管越少了，但它仍然是政府管理程度比较大的，接着简政放权就来了。价格也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定价占不到10%，但起的作用都是在一些基础领域的基础作用大，和这个是有联系的。

日本共同社记者:我想问一下关于预算的问题，去年的预算当中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方面提出的是全国占财政收入和支出，今年预算当中换成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请问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公共安全预算也是，去年公共安全支出是2050亿元，今年是1500亿元左右，但预算说增长了4.3%，实际预算是有所减少。CPI方面，居民消费价格增幅今年的目标是3%左右，去年的报告当中说的是估计在3.5%左右，这个是什么意思？

宁吉喆:你说的是财政预算报告中的内容，财政预算报告专门有一场记者招待会。至于你说的一般公共预算，因为中国的财政预算有好几个层次，有公共预算，还有社保预算，还有基金预算。这个你可以问财政部，他们更清楚。

东方卫视记者:我关注到今天早上总理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了要治理慵官懒政这一条，总理用比较强调的口气在说。我想问一下宁主任，把这条写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用什么样新的考核机制来防止慵官懒政的情况？

宁吉喆:你注意一下，报告在前面指出问题时专门说有的工作人员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针对这个问题后面要有措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这块专门说了要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主要就是责任制和问责制，当市长就要负市长的责，出了什么事故市长要负责。然后是问责制，已经明确的这些重大任务、政策措施，如果没有落实的就要问责；如果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影响的，要追究法律责任。因此，报告是前后呼应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路透社记者:报告中提到处理债务管理和稳增长的关系，完善地方政府举债的融资机制，还有适当发行专项债券，这方面能否给我们讲一下。

宁吉喆:处理好债务管理和稳增长的关系，发行专项债券，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些都是原则性、方针性的提法。在预算报告中，有更多内容，这个问题可以问财政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