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记者问
中国日报社记者： 请问发改委的连主任，刚才您在讲话中提到，今年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今年年度完成任务的情况，分别是完成了47%和38%，我们看到剩下这几个月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想请问，发改委是否有进一步措施帮助地方加快推进去产能？是否有进一步措施加强监管，保证年底实现目标？对于去产能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地方将如何处理？谢谢。 连维良： 感谢你提出的问题。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由发展改革委和工信部共同牵头，25个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参与，所以我愿意和工信部周司长一起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刚才你提出的进度的问题，以及有什么进一步措施的问题，很重要的就是关心去产能的目标任务能不能如期完成。尽管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作非常复杂，面临很多具体困难，但是我们对全年完成目标任务，包括对整个去产能目标任务的完成充满信心。这个信心主要基于三个方面：首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近一个时期，张高丽副总理、马凯副总理、王勇国务委员先后召开了四次专题会议，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协调解决问题。这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听取汇报，并且安排在全国进行督查，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党中央、国务院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这为我们完成全年的工作目标任务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第二，地方和企业在去产能方面也已经形成高度共识。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和企业认识到，特别是随着钢铁煤炭价格的回升，大家看到了去产能带来的效果，也增强了去产能的信心，而且大家也认识到，现在钢铁煤炭价格的回升并不是需求增长带来的，因为我们今年前7个月，粗钢的消费下降了1.9%，大约800多万吨，煤炭的消费下降了4%，差不多8000多万吨，在消费下降的情况下，价格能够出现合理回升，这尽管是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去产能的结果。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和企业已经开始从“要我去产能”到“我愿去产能”，当然，我们希望下一步要逐步走向“我要去产能”，也就是说认识进一步统一。 第三，很多地方和企业已经探索了去产能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7月份分别在杭州和重庆召开了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现场经验交流会，介绍了不少地方和企业在去产能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这非常重要。如果再加一条，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推进去产能的落实工作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基本上是每周开一次协调会，每月统计、通报进度，对去产能过程当中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会及时发现和及时解决，所以，我们对完成目标任务充满信心。 有什么进一步措施，包括任务完不成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我想可以归纳为四个落实，即：落实责任、落实措施、落实进度、落实奖罚。第一，落实责任。要进一步明确企业在去产能方面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对去产能负总责。我们已经签订了责任书，要严格按照责任书来落实，如果不能如期完成任务，要按照责任书的约定进行问责。第二，落实措施。围绕去产能，国务院分别印发了6号文件和7号文件，一个是关于钢铁的，一个是关于煤炭的。围绕这个落实，相关部门制定了8个配套文件，抓好6号文件和7号文件，以及8个配套文件的落实，这是完成去产能任务最重要的保障。第三，落实进度。我们现在每月要统计和通报去产能的进展情况。前期一些企业在这方面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或者基于自身利益的特殊考虑，有一些企业认为，今年的去产能任务只要在年底前完成就行，所以说前期有不少企业把去产能的时间节点放在了四季度，或者说有些直接放到了12月份，我们现在已经作了引导，要求去产能的任务不能都集中到年底完成，因为去产能的工作非常复杂，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分流安置职工和妥善处置债务，而且去产能要拆除设备、关矿闭井，都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要求企业去产能时间进度尽可能往前安排。现在我们了解到，很多地方和企业已经作了调整。第四，落实奖罚。为了支持钢铁煤炭去产能，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专项的工业结构调整资金，我们在资金使用上明确了多退多补、早退多补，这就是鼓励地方和企业多退、早退。对于不能按照规定进度完成任务的，不仅要按照责任书确定的原则问责，同时还要减少对奖补资金的支持。所以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我们对完成去产能目标任务充满信心。 当然，困难很多，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完成的，需要上上下下共同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谢谢。 袭艳春： 工信部的周司长对这个问题有补充吗？ 周长益： 刚才连主任说得很全面了，我补充一点。今年2月份国务院发了6号文件以后，实际上我们上半年的主要工作是在制定方案和落实到具体的企业和设备上，因为今年是要求净减少，所以1-1.5亿吨的目标，我们在责任书里面要落实到具体的企业，要落实到具体的装备上，所以这是几上几下，所以我们上半年的主要工作是在这儿，6月份我们才跟各省市签订责任书。实际上我们全力以赴来推进这项落实工作、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是从下半年才正式开始的，上半年在边制定方案，各地区、各企业也在边推进这个工作，所以说在上半年完成47%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进度是不低的，我想提醒大家就注意这么一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商务部领导，三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了16项稳定外贸增长的政策措施，针对当前的重点问题，各地各部门怎么做好落实？另外一个问题请问隆国强，能不能展望一下未来中国的外贸形势？谢谢。 张骥： 谢谢你的提问，政策出台不容易，落实政策到位更难，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也说明落实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本届政府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外贸工作，已经出台16个关于支持外贸的政策文件，既涉及外贸稳增长，也包括加强进口和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促进新业态发展、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方面的文件。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全面、很系统的政策体系。各部门、各地方狠抓落实，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克服了很多困难，不断推进落实。 各个部门主要的做法：第一，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负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第二，部委和有关地方都建立了内部工作机制，相关单位都参加，明确了责任主体。第三，根据部门分工，建立任务清单，比如在评估16个文件落实效果时，我们细化成14个方面39大类202项，并分解到22个部委，逐项进行评估，逐项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节点，现在已经出台配套政策超过100项。第四，部门之间建立了工作机制，明确了成员和联络员，也就是专人负责，并进行定期沟通落实情况。第五，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调研督查，部门间多次开展联合调查，专项清理和专项督查，力度是空前的。第六，加强舆论宣传，每一个文件出台以后，均及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采取多种方式解读和解释有关政策，引导预期、提振信心，为企业服务。 以清理整顿收费为例，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企业仍然反映它是一个突出的重点问题。有关部委联合调查，深入到港口、企业、码头，对进出口环节收费逐项进行梳理，经过反复确认，共梳理126项，这个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应该说覆盖了绝大部分，并作为清理的重点。这里面既有行政事业性收费，更多的是企业的经营性收费。经营性收费是市场化的，由于它的地位不一样，竞争还不充分，实际上有的企业在经营性收费中出现了涨价的情况，也有不公平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有关部委共同赴有关地方进行实地调查，确认以后开始逐项清理，大力降低和取消涉企收费，该取消的取消，该降低的降低，取消了全部进出口许可证收费，下调了广交会展位费。同时针对企业反映的电放费，国务院办公厅专门组织商务部、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赴青岛、宁波实地考察，应该说抓得非常具体，力度也非常大，要求有关船公司依法进行整改，制定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确定合理价格，部分船公司对收费行为也进行了规范，已经降低电放费到150-200元，曾经涨到过500元，虽然费用看着少，但因为量很大，所以对企业影响也是很大的，应该说取得了明显效果。 经过三年多的清理整顿，已经取消了一大批涉企收费项目，降低了一大批收费标准，建立了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累计为企业减负200多亿元人民币，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让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尽管如此，刚才隆主任也讲了，经过评估，在政策落实中仍有一些盲点、痛点、堵点，有些地方不够到位，这里面有的是因为部分政策制定不够具体，有的是深层次的矛盾，还有些是企业行为不规范、不公平，要针对不同情况加以具体分析，依法进行清理。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梳理已出台的政策，凡是没有落实好的要进一步分解到各部门各地方，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实实在在往前推进。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有些政策落实过程是长期的，我们要坚定不移、长期不懈抓下去，让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谢谢大家。 隆国强： 我回答一下关于外贸形势展望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外贸形势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外贸需求、外贸环境，二是我们自己的竞争力，这两个因素目前来看都不容乐观。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点很确定，就是很疲软，这是大家有共识的。在这样一个疲软的环境下，你会看到全球的货物贸易是低速和负增长，不仅仅是中国有压力，各国都有下行的压力。同时在这个背景下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措施开始抬头，特别是针对中国。会前我还在跟维良主任交流，针对中国钢铁有各种各样的反倾销、反补贴，是以符合WTO规则之形式，但实际上是行保护主义之实，所以我们的外部环境是比较严峻的。 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竞争力的问题，我们传统的竞争优势，总体来看我们的货物贸易是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全球开展竞争，不管是IT产品还是其它什么高新技术产品，中国的增值环节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随着我们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应的劳动力成本在上涨，其它的成本也在提高，比如土地成本、融资成本也很高，所以综合成本上升在挤压我们过去多年来赖以参与全球竞争的低成本优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像越南、柬埔寨等等，也开始参与到了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中来了，所以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挤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我们有很多好企业，像华为，通过自主创新，越来越多有科技含量、有品牌的企业在涌现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看到，靠质量、靠品牌、靠技术、靠服务、靠国际销售的渠道等等，来形成新的国际竞争的优势，整体上来看还没有真正形成。在这样一个传统优势弱化，新的竞争优势正在培育过程中转换的困难时期，其实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竞争力也受到外部的挤压。内外叠加，对整个外贸的影响，结论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出口的下行压力依然会很大，今年很可能还是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幅度比去年还会大一点。国务院高度重视外贸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稳外贸最重要的是稳就业。 从未来几年情况看，可能还是一个低速增长的态势，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我刚才讲，一方面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要抓紧落实已经出台的这16项文件的政策措施，把它落到实处，让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但是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在眼前稳外贸的同时，要看到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意义，要把我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靠低成本转向靠技术、靠品牌、靠服务、靠渠道，还有更大的一块，你看其它新兴经济体走过的路，到了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的竞争优势要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进口的情况我就不说了，谢谢。 张骥： 我作点补充。非常赞同隆主任给大家作的回应。大家知道，对外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观察它必须进行国际比较。中国外贸高速增长30多年，现在速度下来了，怎么看待它，这有一个视角的问题，还有一个心态问题，我们应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在困难中要看到我们的真实情况，要保持定力。 中国外贸分两部分。出口方面，从国际需求看，外需在萎缩，这是多年都没有碰到过的，国际知名的专家都讲，2015年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最糟糕的，而不是说自2009年以来最糟糕的，比那时候还糟糕，所以外需情况是很差的。从国内供给侧看，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上涨，包括房地产拉动、融资难、融资贵等因素影响，我们的传统竞争优势削弱。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过去的出口能力中相当一部分是承接国际转移带来的，这一块在放慢，而产业和订单向外转移又在加快，对外贸出口的影响较大，这一点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 进口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进口影响很大，去年是量增价跌，少花了1800多亿美元，但是我们进来的大宗商品更多了，效果是很好的，虽然从数字看会忧心忡忡，但实际上是少花了钱，多办了事。同时，进口还受国内的经济影响，国内需求有所降低，这里面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放慢，影响投资品和中间品进口，我国投资品和中间品占进口比重约93%。 总的来看，出口主要受外需和国内供给侧的影响，进口主要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需求侧影响。从这些因素看，我们外贸目前下行压力是较大的。 但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一大批好的企业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由于多年一直坚持自主创新，一直注重在品牌、技术、营销、网络、服务诸多方面持续发力，日子过得还不错，所以企业开始出现分化。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千方百计稳增长，也要坚定不移调结构，进一步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使我们以后的发展具有更好基础。我们认为整个外贸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前景是好的。谢谢大家。 记者： 当中国政府宣布在未来五年去产能目标的时候，当时说的是应该由市场力量来主体推动目标的实现，但现在从您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主要是通过政府的督查，还有地方政府的目标以及刚才您说的责任书等等，是不是说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通过补贴和优惠贷款这样的手段来继续支持钢铁以及煤炭发展？为什么不能够完全由市场力量来推动去产能目标的实现呢？ 连维良： 推进钢铁煤炭去产能，我们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或者说是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政府作用的发挥，也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钢铁和煤炭行业之所以出现产能过剩，之所以现在要采取措施去产能，在一定意义上，市场机制已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单纯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觉得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在我们推动去产能过程当中，我们采取落实责任，签订责任书的办法，这也是建立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我们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导思想，去产能是要淘汰落后产能，保护先进产能，引导退出产能。对于一些落后产能，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使这些产能能够退出，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对于先进产能要采取保护措施，先进产能不承担去产能任务，让先进产能充分发挥作用。对于其它不属于先进产能也不属于落后产能的，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的办法，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使这些产能按一定比例退出。 无论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不会采取补贴的措施再支持钢铁和煤炭行业增加产能，我们所安排的专项资金不是用于增产能，而是用于去产能，重点是用于对去产能企业涉及的职工安置问题，所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企业在退出产能的过程当中职工安置、债务处理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单纯靠市场的作用，企业可能不愿意退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政府通过支持，使这些该退出的产能尽快退出，改变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发挥政府的作用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矛盾，而且这正是中国体制的一种优势，也正是我们这样一种体制能够加快解决产能过剩的突出矛盾。 日本NHK电视台记者： 刚才你们介绍今年国内钢铁消费下降，但是今年的钢铁出口量的企业同比增长，出国的价格还便宜，所以国际社会上有担忧，中国的去产能还不够，你们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谢谢。 张骥： 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现在国际社会逐步形成共识，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需要共同应对。产能过不过剩都是相对的，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从供给侧看，现在全球很难找到真正不过剩的产品。中国的钢铁产能是以内需为主的，产量虽然占世界近一半，但是我们的消费也快接近一半。我们钢铁出口占产量的比重，最高的年份也仅达到13%左右，而有的国家早已超过40%，但是他还在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中国现在无论是钢铁的人均积蓄量，还是出口占产量的比重，还是产能利用率，在世界范围仍处于合理水平。所以，对于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一定要非常理性的看待，总量大本身不是问题，取决于是否公平竞争，最终取决于竞争力。第一，我们钢铁产能的定位是为了满足内需的，从来没有定位为一个出口支撑性行业。第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达到自给自足，到2005年才达到了进出口平衡，之前一直是进大于出，完全是市场化的过程，缘于我们的钢铁产业竞争能力持续提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70%的出口市场是基本不产钢的，必须要依靠进口。即使出口到一些发达国家，我们出口的钢材品种总体是互补性的。尽管如此，几年前，我们主动对出口的部分钢铁品种加征出口关税。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钢铁出口很多的、占其产量甚至超过40%以上的发达国家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对部分钢铁出口产品采取了限制措施，怎么可能还去补贴呢？！这个逻辑上都说不过去。更何况我们还有近8000万的贫困人口需要帮助，我们出口的钢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平等竞争的情况下赚点钱而已，如果是亏本买卖，企业不会去做，老百姓也会质疑。所以，我们钢铁产品出口完全是靠我们的比较优势，靠我们的竞争能力实现的，没有任何补贴。 另外，一个记者朋友也提到了中国去产能的决心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我建议你们多去了解和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对去产能是自主的、坚定的自觉行动，这有利于我们产业的持续发展。大家知道我们80%铁矿石是依赖进口的，我们不会大量进口，通过加工，再出口一些中低档的产品，把污染留给中国，这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这样我们也会更健康、更长寿。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去产能的决心、意愿、行动和成效都在全球领先，希望记者朋友好好宣传中国去产能的实际情况。谢谢。 连维良： 我略作补充，我非常赞成刚才张骥部长助理讲的观点。我也想强调一下，中国政府去产能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主动作为，是负责任的务实举措，这是我们主动做的，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落实。第二，我想说明，今年前七个月我们的粗钢产量也是下降的，上半年下降了1.1%，1-7月累计仍然下降0.5%，正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会影响到企业产量的增加和减少。第三，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2015年的产能利用率是71.2%，全球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9.7%，我们在产能利用率高于全球水平的情况下还要主动去产能，这更能说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负责任的。第四，如何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凡是市场能起作用的地方都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对市场失灵或者市场不能有效调节的地方，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希望国外也能够正确看待这一点，不能要求我们，在推动去产能过程当中，一切都是市场化的，一切都由企业自主选择，政府不能加任何干预，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反过来我们企业顺应市场的需求变化，阶段性的增加出口，市场自主定价，反而要政府去加以干预。所以，我们讲市场经济，在多个方面都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都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要求，不能双重标准。谢谢。 袭艳春： 时间关系，建议最后两个提问。 经济日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问给连主任，刚才也提到今年时间过半，但是任务没有完成过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次督查的八个重点任务之一是督查专项奖补资金的使用情况，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今年安排的1000亿的奖补资金现在到底花得怎么样了？谢谢。 连维良： 资金的合理使用应该是落实去产能目标任务的关键措施，社会上高度关注，首先要讲清楚一个概念，中央财政安排1000个亿的工业结构调整资金，重点用于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过程当中的职工安置，这个覆盖到整个钢铁煤炭去产能任务的完成。钢铁煤炭去产能的任务我们明确了三到五年的时间，钢铁要退出1亿-1.5亿吨的产能，煤炭要关闭退出5亿吨，减量重组5亿吨，两个5亿吨，减量重组里面有一部分是实质性退出，我们测算大约在3亿吨左右，也就是说实质性退出是8亿吨。也就是说1000亿的专项资金要覆盖到整个1亿-1.5亿吨钢铁产能的退出和8亿吨煤炭产能的退出。今年是钢铁煤炭去产能完成这个攻坚任务的第一年，五年任务，我们争取三年大头落地，今年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即使按照五年去产能目标的上限，基本上也是达到了1/3。煤炭去产能要力争超过2.5亿吨，按照8亿吨来测算，也接近1/3，所以今年是大头。今年截止到目前财政已经安排专项奖补资金307亿元，这307亿已经下达到地方和企业。另外，还有20%左右的后续奖补资金，刚才我也讲到，多退多补、早退多补，奖补资金要等到去产能任务完成经过验收之后进行拨付。 对资金的使用，怎么能够保证资金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监督，重点加强三个监督，加强使用监督、加强审计监督、加强社会监督。加强使用监督，主要是财政部门和我们去产能部际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我们要跟踪资金使用的情况。现在财政部门每个月都要了解资金拨付使用的情况，这一次督查也要专题督查财政资金是不是已经尽快的落实到去产能的项目、企业，是不是真正用在职工安置方面。加强审计监督，事后监督，对去产能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在去产能过程中间以及接收之后要进行专项审计。更重要的是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我们要求地方政府对财政奖补资金的使用情况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示，所以我们也欢迎媒体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谢谢。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记者： 政府在确保去产能过程中如何确保这些面临着去产能公司的金融稳定？我们知道最近中钢集团的债转股方案基本落地，国家在债转股的措施上定调是什么？我也知道有一些地方政府提出来，通过CDS（信用违约互换）来帮助一些负债企业融资。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连维良： 去产能过程当中涉及到去产能项目、去产能企业的债务处置问题，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去产能过程当中高度重视，专门制定相关的配套文件。涉及到对去产能过程当中的金融问题，如果概括一句话，就是严格依法依规。现在我们在涉及债务处置方面，我们有一系列金融立法，涉及债务的处置，一方面要严禁避免恶意逃废债，对于出现恶意逃废债的情形，我们现在正在加强社会体系建设，要建立涉金融的黑名单，对于恶意逃废债的要列入黑名单，然后要进行联合惩戒。另一方面，要依法依归，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能够兼并重组的，通过政府引导等多种措施实行兼并重组。属于不良贷款符合核销条件的，按规定进行核销。总的一条，在债务处置上就是严格依法依规。 你讲到债转股的问题，应该说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历史上曾经搞过多种形式的债转股，在当前现实经济运行中，不少企业也通过各种形式在进行债转股。现在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措施的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安排相关职能部门专题研究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综合措施，其中也包括债转股，相应的债转股的具体措施正在研究制定当中，总的原则是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进行债转股。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