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兴，新华社高级编辑，对外部中英文双语终审发稿人。从1987年开始担任英文稿件的定稿发稿工作。曾连续数年参加国务院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翻译，审定国务院新闻办“美国的人权记录”白皮书的译稿等。英译著有《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民族》、《中国外交》、《中国古代发明》等。

新华社的工作处在对外交流的第一线，美国学者约瑟夫曼讲的公共外交，就相当于我们的对外宣传，他把公共外交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日常交流。他说的公共外交是对外宣传，所以我们新华社的任务是向世界解释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还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新华社的新闻稿大部分都是改写或者是编译，不是严格的翻译，所以我谈的情况这么说吧，我们的翻译是个野路子，跟大家平常搞的可能不大一样。

对外交流要看对象，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温家宝总理在2月26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这里边谈到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要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对外宣传和交往方式，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增强宣传的有效性，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和国际作用，营造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其实这个话应该说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都在强调的。在65年以前，毛泽东写的《反对党八股》里边就讲了，宣传要看对象，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不能对牛弹琴。其实也不是光我们中国人在强调这个事儿，最近美国共和党的一个宣传家出了一本书，这个书实际上我也没看到，我是在《参考消息》上看了以后，到网上搜了一下。这本书有一位里根总统的笔杆子写了书评，说他的主题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是戴尔·肯奈迪在1937年就提出来了。也就是说，搞宣传也好，搞鼓动也好，要用语言来打动读者和听众，不是看你说了些什么，而是看人家能听得进去什么，就是要看读者的对象。对外交流或者对外宣传，信息内容可以是以我为主，但是语言和形式要以受众为主，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这本书当中，他举了一个例子，讲到用词的问题，他举了gambling和gaming这两个词，他说美国的博彩业原来叫gambling ，一说出来给人什么印象呢？是赌博，会容易使人上瘾，会导致有组织的犯罪，后来行业的主席就提出来，我们不能叫gambling，我们叫gaming，实际上gambling和gaming都有赌博的意思，甚至gambling的历史还要长，但是改了gaming以后，意思就变了，就不是搞赌博，就不是搞有组织的犯罪，而是老少皆宜的游戏，人人都可以参加，当然对他们的行业发展就很有利了。所以，我们的翻译可以说也要在用词当中找到最恰当的词语来传达我们的信息。但是，翻译的时候，因为中外有别，这个差别原来我第一稿的文章还谈了一些，这个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中国和外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很难在里边找到完全对应的词语，所以我说要找一个近似对应的。

但是，这个近似对应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找到读者比较熟悉、容易理解的词语，能够在信息和受众之间架起桥梁来，达到我们新闻传播的意图。但是，我们特别要警惕“伪对应”，“伪对应”是什么呢？就是形式上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它传达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跟字面意义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谈完了所谓理论性的东西，我下面就结合一些实例来给大家谈一谈。

第一个是“反分裂国家法”的译名，“反分裂国家法”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2004年12月17号，全国人大第一次开会，要把“反分裂国家法”列入议程，当天我们就接到通知要发稿，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也在座，他就给我们布置，考虑考虑“反分裂国家法”该怎么翻译。因为我们原来在翻译“台独”分裂的时候一直在用separation，但是考虑到要立法，要用一个正式的语言、严格的语言，想来想去，“Separation，split，division”这些词都不合适，就想到secession，为什么选这个词呢？一个它是法律用语，再一个它跟美国的南北战争有背景，容易引起英语读者的联想。但是，想到这个词以后，我们一下子还不敢拍板，就要求全国人大有关部门最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书面、正式的东西定下来，决定6点发稿，5点半左右对方就传来一个传真。还有一条，说这个词曾经在《香港基本法》里边用过，但是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所以最后就发出去了。

发出去以后，引起各方面的反映，台湾中国时报有个记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看美国人对反分裂法的用字潜词”，说看来新华社的英文稿子是经过高人指点的，而且是针对着美国人而来，发了以后，美国人照单全收，对台湾很不利。怎样找到一个恰当的英语，不先入为主地认定台湾要叛离中国，确非易事，他说“反分裂国家法”可以直译，但是远不及“Anti-Secession Law”合乎习惯，及易于西方读者了解。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只能认由美国向大陆倾斜，有朝一日在反“台独”的大势上，双方结成统一战线，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位台湾记者的话应该说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并不是这个词用得好，而是这个词合乎客观事实，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这个事实和雄辩加在一起，所以传达的信息就更加有利。

这个用词发表以后，台湾方面的反应就是，他们绝对不接受这个，他们的所谓外交部提到这个Law的时候，还要在后面打个括号。他们为什么要咬准separation？后来研究了一下，这个大有讲究，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里就用了这个separation。美国人自己翻译的中文，他不是翻译成分裂，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也就是说，“台独”分子可以接受separation，因为他们就是主张台湾独立，所以他们不反对。使用Secession还可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分离和分裂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在1993年，在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里说，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至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下面提到“台独”分子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但是到了2000年的白皮书，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好几个地方提到分裂，用的词是separation。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台湾当局实施了一系列实际的分裂步骤。跟1993年的白皮书就有点矛盾了。如果把2000年的白皮书的separation改成Secession，那么就没有矛盾了。这就是“近似对应”和“伪对应”的例子。

我们新华社在第一线工作有好多新词语都是我们这个口子先出去，但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新闻的压力很大，要赶时效，没有很多时间考虑，往往也只好直译过去，给我们留下很多遗憾，如果真能够得到各位专家、同行的及时指点，另外我们自己的水平也提高一些，这个新闻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对整个国家的中译英翻译水平的提高可能也会有帮助。

下面我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自由”和“法治”的问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一批智囊最近搞了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这么一份国家安全长期战略研究的报告，这里就提到了Liberty，“自由”和“法治”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西方人或者是美国人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和西方人有差别，我们谈到自由主义、自由化，往往都把它当做贬义词，但是在西方可以说是褒义词，这里头是矛盾的，有好多老专家也提到过应该解决这个矛盾。所以也应该灵活处理。这两个对应就是“伪对应”。这是自由问题。

还有法治，法治的概念在中国应该说有一个发展过程，2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出来不是法治，而是法制，但是法治和法制这两个词应该说在中文里头区别不是很大，有的时候混用，现在在我们的《宪法》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治理”的治，最早用过“法制”，但是西方这两个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国务院搞过一套书，宣扬民主的，就谈到法治和法制的问题。他认为the rule of law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把法律至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the rule by law，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以法律为手段。那么我们我们的翻译翻译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区分，有可能引起西方人的误解。我们的十六大报告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另外的官方文件里对这句话还有另外几个版本的译文。

为了区分the rule of law和the rule by law这两个概念，给西方人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建议这句话修改一下，一个是避开出现两个“rule”。仿照这个，我觉得“依法治国”就可以直接翻译成“law—based governance”，然后以德治国“Virtue-based governance”。它是讲治理应该以道德为基础，以德治国，不是依德治国。

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对，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法制和法治有的时候很难区分，我理解温家宝总理那篇文章里提到，科学、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里把法治翻译为th legal system，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翻译成the rule of law。刚才讲的美国人的报告，这个law就是法治。另外，翻译的时候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译法，这是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个概念，这里头实际上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变化，但是我感到奇怪，好象中国人也没注意到，外国人也没注意到。温家宝总理这篇文章里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讲要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个提法和前几年的提法不一样，前几年的提法是，我们都讲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里头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接受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有改进，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不是要学孙悟空大闹天宫，另搞一套，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是这么个概念。所以，这个英译文我觉得译得很好，表达了推动向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意思。原来的译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我们一直用“to work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强调了Establishment，一强调这个，就是你要另起炉灶了，所以建议把它改一下。

“党内民主”和“民主党派”的问题，我们把党内民主翻译成Inner—Party democrary，我建议改一下。“民主党派”也是一个讨论的核心问题，我建议改译一下，“The fellow democratic parties”，我曾经用过一次，合适不合适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大阅兵的时候一个口号问题，这个口号黄友义先生的文章里提到过，这几个口号不应该直译，因为它不是那个语境，是日常口号语，我们现场报了这几句话，我就不念了。但是，要不要翻译过去，友义同志说最好不用直译，用间接翻译，但是这里有个矛盾，就是外边人家译了，法新社也用了这几个口号，这时候我们还是有必要翻译，怎么办呢？看了友义同志的文章以后，我深入思考，做了一番研究，看看能不能采取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我这个翻译是要讲语境，这个语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庄重的语境，我找了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有一首歌曲“HAIL TO THE CHIEF”（向统帅致敬），我就仿造这个歌曲改编一下。

后面还有例子，我就不谈了，关于素质教育的。西方讲品德教育，我觉得不能直译，可能得用解释性翻译，我就不说了，不浪费大家时间。我这篇文稿会公开出来让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