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专家，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译外事业中的人才对策”。首先说明，我这个论文在发言前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院长孙教授做过交换，是我们俩共同的勤劳，以我个人的名义在这儿做发表。

下面我宣读我的论文。

在目前的中译外事业中，人才是瓶颈，我想从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第一，讲一下改革国内的外语教学，加大对外语类学生的中国文化训练，使其树立起文化自觉。

如何看待外语教育，这对外语人员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目前流行的说法是通过外语技能的训练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培养出复合型的外语人才。例如目前对英语教学的目标是这样界定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济、经贸、文化、科技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这样的目标实际上是语言技能加实用知识的目标，在市场化的今天，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以其为目标的培养方式也许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来说，从根本上削弱了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教育。

正是这种教育思想导致了目前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从而使外语院校的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分析能力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生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正是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实用性和应用性教育成为目前外语教育的主导思想。这种教育哲学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衰弱，学生中物欲化情绪、功利化情绪日益严重，在文化素质上的粗俗和浅薄日益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从教育的根本理念上，重新认识外语教学的本质。

我有两条意见。第一，回归人文主义外语教育的优良传统。如果从图文馆的外语教学算起，中国的外语教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如果从康熙时代的俄罗斯馆算起，中国的外语教育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真正大学体制中的外语教育起始于清华大学，清华外语系成立于1926年5月，成为西洋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言文学系。1926年外语系成立的时候，制定了西洋课程总则规定，外语系培养博雅之士，所以博雅又解释为熟读西洋文学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中西精神思想而互为传播。一方面规定学生比较选修属于全体研究的各个时代的东西方文学，求一贯通而博雅，另一方面要为局部之深入。由于清华外语系在教学中将英国戏剧教学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至于后来培养出了曹禺等著名的戏剧家。清华外语系还开拓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吴宓先生的文学延伸在中西文化的相互阐释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所培养的学生如钱钟书等，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坚力量，成为当代学术之大师。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国良先生1935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调入院校。许国璋先生也是在英国毕业后调入北外。王先生所开创的新时期的比较文学，他的英文著作《论切合》至今仍是所有比较文化所必读之书。许国璋不仅是语言学家，也是我国最早的雪莱研究学家。王先生曾说过，通过文化学习语言，语言会学得更好。语言之魅力，风格之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精神世界，但二者又必须通过艺术融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表达能力同思想的洞察是相互促进的。

所以，应该回到中国外语教学的这种传统中去。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对单一学科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用今天的话来说，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就是通才教育，蔡元培先生这个说法，对今天中国外语院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回归到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通才教育的人文传统，是当今外语大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文化自觉是外语类大学的文化根基。

费孝通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文学自觉这个概念，他认为对一个外国语大学来说，这个概念具有根本性。什么是文化自觉呢？费孝通先生说，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自己的规律，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基础，能延续下来的种子生命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这样，如果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

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指出了，主动自觉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就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含义。费老同时认为，传统失去了创造就要死亡，只有不断地创造，才能赋予传统生命，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样，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未来，这就是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而勇敢地面对当下的环境，在新的环境下，认识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它的第三层含义。如果我们概括一句话，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中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这就是他所说的文化自觉。用费老的话来说就是16个字，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为什么文化自觉对外语类大学来说特别重要，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呢？因为长期以来外国语大学以介绍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为其主要任务，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的根基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继承，也就是费老所说的文化自觉。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自觉，我们是很难完成对外来文化的理解、消化和传播的。但很遗憾，长期以来，外语类大学作为专门性大学，在教育内容的设置、课程的安排上一直未将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学生有学中文的需要，也只是从实用的角度去看的，而不是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例如我们北外，就曾经开过中文写作，完全为了到公司好写公文。

如果过去这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冷漠，主要是受制于苏联单一式办学模式的影响，那么当前外语类大学在教育思想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重大冲击，一个是市场化的影响，一种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在大学中弥漫，另一种是所谓国际化的思路，认为与国际接轨就是越洋越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视为落后的文化。我认为这两种看法在认识上是有问题的，要克服单一类外语院校的缺陷，在外语院校开办商学院、法学院是完全正确的，这是目前所有外语学校走的路。但必须注意，开办这些学院并不仅仅在于使学生有一个好的工作和学会一种技能，更在于从大学获得一种人类的基本人文理想后去从事这些职业。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大学的灵魂是人文主义，是人文精神。一个外国的哲学家说，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的，而是为了理性而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是哲学怀疑，它保持着伟大的行动、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对潮流挑战和质疑所有的思想。大学是什么？大学是社会良心，是社会批判，是对人类良知的传承和维护。所以，国际化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来改造中国大学，如有些学者所说，大学需要国际的视野，同样需要本土的情怀，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的文化之精华，不然就会食洋不化。

在外国语大学开设中国历史文化课，绝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授问题，而是一个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接受，是一个价值理念的重新确立的问题。在外国语大学必须理直气壮地讲中国文化的价值，应该使学生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像费老所说，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就发展不起来。因此，历史和传统是我们这个文化延续下的根和种子。在外语类大学要形成一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传统和风气，这就是文化自觉，这才是外语类大学安身立命之处，只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才能从技术上开设中译外这样具体的课程。

第二个问题，要尊重海外汉学家的翻译成果，与海外汉学界展开对话和合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成立于1996年，中心所创办的《国际汉学》是目前国内第一份以海外汉学为其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目前中心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海外汉学重要的阵地。大家知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就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目前已经翻译出版的海外汉学家的学术著作已达200本之多。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关注和热情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和学术研究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本土的学问，无论是传统的文史哲还是当代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已经不再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独有的专利。中国的学问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汉学和中国学的存在，日益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近20年来，在西方传统学科中，汉学和中国学成为发展最广的学科，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每年以15%的速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汉学和中国学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表现，汉学和中国学的强大是中国强大的一个表征，它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正像人们所说的，语言与文化的强大是民族昌盛的特征，现在全球有近千名专业汉学家，仅美国就有6000名职业汉学家，每年毕业的汉学学生有近千名之多，每年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500部之上。面对这个庞大的学术群体，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无视他们的存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海外文化，中国文化要想显示出世界文化的意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与海外汉学展开对话、沟通、批评、讨论和互动。那种认为老外做中国学问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学术上无知的表现。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精学变为近现代的学术，除去自身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海外和西方汉学家的互动。从远处说，明清之际新学衰落，实学兴起，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千家学派，其学问的转向受到了传教士的直接影响，这是西方早期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互动的一个例证。晚清已降，民国以来的西方汉学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汉学的发展。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中国知识分子从精学和四部转向现代学术所得到的直接帮助就是西方汉学。当年，法国汉学家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东方学的产生，瑞典汉学家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直接影响了赵元任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当时汉学从精学转到现代学术的中国国学的冲击和影响，陈先生表达的一席话最为真切，他说现在中外学者都在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日本如何，没有谈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夺回北京。陈先生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开创者，很重要一条是他对西方汉学的熟悉。就当代来说，汉学和中国学对中国的学术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我们只要提一下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李云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就够了。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并不整齐划一，他们中许多人研究也隔靴搔痒，文不对题，汉学家也分为三六九等，他们中许多的研究成果也值得讨论，甚至批评，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中国文化始终抱着热爱、敬重的态度，他们几十年甚至一生为中国文化向海外的传播而付出劳动，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些汉学家付出的努力，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存在表示尊重，应该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与他们积极的对话，整理他们的学术著作，以促进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对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新的领域，

我在这里讲海外汉学的目的在于，几百年来，这些国外的汉学家已经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经典，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也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作品，对汉学家的工作和成就不了解，就会影响我们的中译外的工作展开。我们汉学中心的李远浩博士最近在德国给我发了一个德国汉学界近几十年来所翻译的中国小说的目录，看了以后，基本上70%的中国小说都被译成了德文，这说明他们工作的勤奋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当然，他们翻译时有文化理解的问题，从翻译理论上来说，任何翻译都是文化的再创造，我们对他们的再创造应该展开学术的讨论、批评和互动。但是，目前在中译外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与海外汉学家展开对话、批评与积极的合作，是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海外汉学中心准备对国外汉学界的翻译成就做系统的整理，我们准备对20个国家中国典籍的翻译作出目录，以供中译外做基础性的工作，使我们了解西方汉学家做了哪些，没有做哪些，做好哪些，没做好哪些。我们只有同国外汉学家展开积极平等的对话、批评、合作、互动，才能使我们的中译外取得比较快的发展。我们要防止那种关起门来自己做的方式，我们同时也要防止一些汉学家在翻译中出现的误区，我们不能走上世纪关起门来做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翻译的作品走进各国的读书界，走不进对方阅读界的翻译是失败的翻译。所以，与国外汉学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批评、讨论、互动和合作，是目前解决中译外人才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

谢谢大家。

张西平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文学院副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代表著作有《中国和欧洲早期哲学于宗教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