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本来就是件很不好办的事，更何况APEC各成员之间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差异巨大，想一体化，谈何容易！

    争论一直就存在，关于一体化的方式，有所谓“西方方式”与“亚洲方式”两种之争。以美国为首的非亚洲成员希望通过WTO式的谈判，在短期内迅速开放彼此市场，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而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而一些亚洲成员，主要是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主张采取自愿、渐进、协商等原则，同时强调经济技术合作。

    人与人的不同观点，根本上只出于两个原因，或是利益，或是观念。APEC一体化方式之争背后，隐藏着不同的利益动机，这不言自明，毋庸赘述。倒是这观念因素，很值得认真对待。好比一场辩论赛，你不能指责对方“动机不良”，观众是不管哪一方的真实动机摆不摆得上台面的，观众只看谁更雄辩。所以APEC一体化两种方式的主张，其各自所依托的理论（甚或只是某种信念）是有厘清的必要的。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最看重价格的作用，认为市场价格体系会自动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直至某个合理状态。如果市场价格尚未成型，那么只要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市场主体通过彼此的理性博弈，自然会促成价格体系。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为俄罗斯制订的经济改革计划就是快速的私有化，把大量国有资产以“资产券”的形式量化到个人。那场改革的效果如何，现在是世人皆知的了。

    后来的许多转轨经济学研究者对萨克斯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忽视了“信息不对称”，所以俄罗斯的私有化便宜了那些掌握了内部信息的官僚；二是他忽视这样一点：价格体系的形成，乃至制度结构的转变，都不是可以在一瞬间就顺利完成的，它对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过程”意味着需要时间！

    对APEC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和个人来说，市场准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都是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一旦变化过于突然，他们会在茫然失措中遭到那些有足够经验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当然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沉重打击。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很可能对社会的效率造成严重损失。所以对市场中的每一个微观主体来说，“慢慢来”的中国式行事风格也许是最有效果的。实际上，中国20多年改革的成果令很多转轨经济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在体制转轨中，“渐进”比“激进”可取。

    有趣的是，在APEC中，亚洲经济体基本上都持“渐进”主张，曾有论者认为这也要部分归功于亚洲的特有文化。尽管以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如今显得有点落伍，但APEC一体化“亚洲方式”的“中庸”色彩也许真的和某些东方智慧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

    《经济日报》 200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