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条件：呈现新的四大特征

    21世纪初，中日关系在国力、心理、利益、政策等方面呈现新的特征，其总和便构成了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条件。

    第一特征，综合国力日趋均衡。

    一部漫长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强日弱”的历史；而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则主要是“日强中弱”的历史。二战以后，中日两国因美苏冷战格局的阻碍而经历了20多年的政治关系隔绝期。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克服冷战格局制约而发展相互关系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为改变近代以来的贫弱状况铺平了道路。1983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标志着日本开始致力于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战后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出现了双向交叉发展势头。中日关系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两种形态以后，首次出现了中日国力趋向均衡即“中日两强”之势。

    从静态看，日本的经济实力依然强于中国。以美元换算，日本的GDP为中国GDP的4倍以上，日本人均GDP为中国人均GDP的约40倍。从动态看，中国在过去10年间正在缩小与日本的国力差距，并出现了在未来15—20年间在经济规模上赶超日本、在经济质量上进一步缩小与日本差距的趋势。如以“购买力评价法”（PPP）计算，则现阶段中日间国力差距当比上述数值小得多。

    就目前而言，中日国力均衡是一种逐步实现的趋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预期均衡”。但从国际政治和对外影响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独特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与技术领域正采取跨越式发展和全面赶超的态势。这一国力变化趋势对中日两国的战略心理、外交态势和相互关系产生着很大影响。

    第二特征，相互依存日益深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中日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积累了深厚的基础。

    在政治领域，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中日间最重要的政治与安全事项作了原则规定。1998年11月26日的《中日联合宣言》，就冷战后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诸原则作了补充规定。在这三个基本文件的指导下，中日政治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两国高层往来和政府间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

    在安全领域，中日间三个基本文件为两国睦邻友好、永不再战奠定了基础。回顾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就可知晓，最近30年间中日安全关系处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最好状态。近年来，中日间安全对话与交流正在起步，国防高层互访已在进行，军官交流有待启动，舰艇互访等军事交流有望实现。

    在经贸领域，1972年中日贸易总额仅为10.38亿美元，2001年则已达892亿美元（日方统计）。日本已连续近十年成为中国的首位贸易伙伴，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位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优势互补的基调下正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的主要对象国之一。截至2000年7月底，中国吸引日资的累计合同金额370.26亿美元，实际使用265.8亿美元，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为第二位的对华投资国。1980年以来，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了政府开发援助。截至2000年，其对华政府贷款总额达26507.07亿日元，无偿援助1233.25亿日元，技术合作1244.41亿日元。

    在民间领域，中日各界人际交流快速扩大，由70年代初期只有几千人相互往来发展到每年数百万人进行互访。2001年，在日本出游人数中访问中国者上升为238万人次而跃居第一位。中日友好城市已逾200对。

    第三特征，心理因素趋向对等。

    在古代，中国人形成了以已为“华”、以他为“夷”的自我中心意识。近代以来，日本人形成了“脱亚入欧”、蔑视东亚的优等意识。中日关系史证明，中日在历史上先后形成的优劣心理以及近现代造成的历史积怨和感情隔阂是根深蒂固的，至今并未得到真正缓解。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中日国力均衡化趋势为依托，两国间出现了感情碰撞似乎更加激烈的局面。其实，这正是中日相互心理趋向对等的一个转折契机和必经阶段。

    日本曾是对欧美列强的“赶超者”和后起的非欧美“经济巨人”，如今中国则是继日本崛起后的东亚“醒狮”和“腾飞的龙”。当年美欧各国曾以复杂失衡的心态望着日本这个“暴发户”的崛起，在一些心态扭曲者的煽动下“日本威胁论”在欧美风行一时。如今，当中国从百年沉睡中觉醒而终于走上现代化快车道时，日美欧一些势力在阴暗心理的驱动下正使“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媒体上风行起来。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调节相互心理的过渡期。中日两国人士都应能看到，两国间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相互交流已是势不可挡。因此，当前对中日关系不应只看树木不看森林，而宜看到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全局和主流。

    第四特征，重新审视相互政策。

    以国力、利益、心理的变化趋势为背景，中日两国都在重新审视对方。1998年11月，中日两国就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1999年以来，中日关系在高层往来、经贸关系、安全对话、地区合作等方面均有了进一步发展。中日建设“伙伴关系”的进程，是两国不断调整政策、心态及相互关系的过程。目前，这一进程处于初步走上正轨的阶段。应当清醒地看到，中日间形成一种战略互信的新型关系，依然任重而道远。

    政策互动：逐步转向战略对话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始终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动摇两国关系基础的潜在摩擦因素。30年来的中日政治摩擦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其一，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恶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间潜在政治摩擦因素可归纳为五大领域：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济。这些问题既各有其缘由及解决方式，又“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围绕历史是非的争执总是引发感情冲突，而感情冲突又会给政治交往和安全对话带来负面的舆论压力。中日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两国政府和民间逐渐形成一种理性应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使一种摩擦点燃另一种摩擦的全新局面。2001年中日两国在处理“李登辉访日事件”、“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政治摩擦和“大葱贸易战”这一经济摩擦时所采取的“政经分离”方式，就已初见抑制摩擦升级的良好效果。

    其二，政府与民间、主流和支流复杂交错。

    中日政治摩擦总是涉及另外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其一，究竟哪些摩擦属于政府责任，哪些属于民间行为？其二，究竟如何看待两国社会的主流和支流？今后，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应继续就这两大领域进行长期、耐心和高水平的对话。

    其三，中日均有透过美国的哈哈镜看待对方的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理论乃至一些偏见都带有“美国制造”的印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进展，中国经济界考察日本经济的很多观点乃至偏见也正日益受到庞大的美国舆论机器的影响。

    尽管诸多潜在矛盾导致中日间摩擦不断，但中日关系仍得以在曲折中持续发展。从客观基础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间不仅存在着潜在摩擦因素，更是存在着抑制这些摩擦因素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利益因素和广泛、深厚的民间交往基础。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经过20年间的“和平友好型”而过渡到重新调整期，如今进入了共筑“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时期。中日“伙伴关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在现阶段，人们至少可以为这一概念排除一些内涵，肯定一些内涵：首先，中日不应成为敌人，而应成为伙伴；其次，中日不会成为同盟，而是将成为一种合作伙伴。中日“伙伴关系”的具体内涵，将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目前，中日走向“伙伴关系”的进程正在进入由具体论争转向战略对话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低水平论争的局面。这一现实促使中日两国日益正视对方，从而正逐步进入相互战略对话的心态和角色。

    中日双赢：最佳途径在于东亚合作

    中日走向战略对话，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处于迈向更高层次的入口处。近年来，中日各界精英纷纷描绘着21世纪中日关系的蓝图。在各式各类的方案中，中日共筑“东亚共同体”的模式是最能体现中日双赢发展的未来前景。

    地区一体化是当今世界上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的两大潮流之一。在环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亚太、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这三个层次的区域、次区域结构。其中，东亚合作机制的发育明显滞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尚未能就推动东亚合作达成战略共识。中日作为两个东亚大国，具有强盛的国力和举足轻重的对外影响。没有中日合作，“东亚共同体”的远景终将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意味着中日融入地区合作机制，在其中作为东亚两个主要大国与其他成员国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

    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将是21世纪的一个长期、耐心的进程，其间需要成功地度过一些重要的中间环节。其中，摒弃“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观念、形成“双赢”的战略心理和现实条件，是尤其关键的环节。

    妥善处理和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是东亚顺利走向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其关键在于：其一，日美关系能否由主从关系平稳过渡到对等关系？其二，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度过战略调整阶段？日本一些“战略家”津津乐道于如下“零和游戏”对策：在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之间、在中美两国之间，日本必须与一方结盟以防另一方。这种思维方式将成为中日走向战略和解的一道最终障碍，如日本沿着这条死胡同走到底，到头来只会使其自身与确立自主外交的最佳机遇擦肩而过，终将被排除在21世纪大国关系调整进程之外。

    展望21世纪，中日关系面临着诸多历史性机遇与挑战。中日两国应抓住良好机遇迎接严峻挑战，共同推动21世纪的中日关系朝向更好的前景健康发展。

    （金熙德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 200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