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政治家的特征

    所谓新生代政治家是指那些战后成长起来的，目前在日本政治中占中枢地位乃至担任最高政府职务的国会议员，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1942年生）、原外交大臣田中真纪子（1944年生）、现任自由党代表小泽一郎（1942年生）、现任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1947年生）、原外务省政务次官武见敬三（1952年生）、原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麻生太郎（1940年生）、原外交大臣高村正彦（1942年生）、现任内阁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1939年生）等。

    之所以被称为新生代政治家，他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具有独特的政治见解并明确加以表达。与竹下登那种“语言明了，意思不清”的旧型政治家不同，新生代政治家不仅具有独特的内外政策，而且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过去政界人士很少著书立说，但自1993年政局发生大变动以后，新生代政治家纷纷出版阐述自己政策主张的论著，同时为实现其政策主张身体力行。始作俑者是小泽一郎，他在1993年推出以修改宪法、做普通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改造计划》，一年内再版七次，发行75万册，此后一再鼓吹修改宪法；小泉纯一郎为推行邮政三事业民营化计划，接连撰写出版了四部书，尽管受到党内外的反对，仍然将其作为自己的招牌；田中真纪子在2000年10月出版一部书，对党内资深政治家尽挖苦之能事，甚至因其“口无遮拦”而受到“禁口令”纪律处分。

    第二，保持不受特定政党或派系束缚的行动自由。新生代政治家为追求自己的改革理念，不惜冒葬送政治生命的危险，脱离政党或派系活动。例如小泽一郎为推进必要的政治改革，在1993年率部分志同道合的国会议员，脱离自民党另组建新生党，后又组织新进党，当感到难以统一新进党内的思想时，干脆解散该党组建自由党；鸠山由纪夫先是脱离自民党，接着又脱离新党魁党，后组成民主党，努力推进两大政党制的形成；即使一直保持自民党籍的小泉纯一郎，在党内是被称为“怪人”的“独行侠”，后来干脆脱离派系参加总裁竞选；虽然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内创造了势力强大的田中军团，但其女田中真纪子当选国会议员后并未参加党内任何派系，保持着单干户的姿态。

    第三，具有推动日本做政治大国的抱负。随着冷战世界体制的结束，国际社会要求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承担更多的地区事务乃至国际事务，新生代政治家更是希望发挥日本的独特作用。例如小泽一郎主张对现行宪法加以修改，以便进一步开放对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的限制。他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后面追加第三款，即“根据第二款之规定，拥有维护和平活动的自卫队，接受邀请组建在联合国指挥下活动的国际联合机动部队，并不妨碍这个国际联合机动部队在联合国指挥下的活动”；1999年竞选民主党代表时的鸠山由纪夫甚至甘冒民主党分裂的危险，呼吁制定明确记载保有自卫力量的新宪法；小泉上台后也声称准备修改宪法，使拥有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军队走向世界。

    第四，功利主义色彩较浓。为迎合经济长期衰退状况下日益扩散的民族主义情绪，新生代政治家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而我行我素。例如在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纯一郎均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以便争取部分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其历史观、价值观、政治观、国际观等，都与日本老一辈政治家有很大不同，较少将战争负罪意识或感情因素带入对外关系，而是讲究实效，追求利益互动的政治新人。尽管他们也主张中日友好，但带有更多的独自色彩。例如被看作日本政界右翼政治家代表的小泽一郎，也宣称自己是中日友好人士，热心参加推动中日友好的“长城计划”并为此访华，但他始终坚持《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所说的“周边事态”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

    新生代政治家上台的背景

    这些60岁左右、更多的是60岁以下的政治家之所以成为政坛的中心人物，其背景首先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界处在新旧政治家交替时期。虽说新旧政治家交替是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但在90年代却有两个新特征，即交替速度较快和新政治家多为战争结束前后出生者。在1993、1996、2000年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每次均有100多名众议院议员为新当选者，而且平均年龄都在54岁左右。特别是在1993年的大选中，新当选者为134名，是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的最高数字。正是在新老政治家迅速交替的基础上，新生代政治家才得以脱颖而出。

    其次，日本正处在新旧政治经济体制变换时期。被称为“55年体制”的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是“以经济增长的极大化为目的的体制”，该体制有力地推动了50年代后半期以及整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而在1993年被送进历史博物馆。正是在此基础上，新生代政治家迅速取代了那些在旧体制下占据或接近权力中心的旧型政治家。例如田中真纪子首次当选就成为政府科技厅长官，打破了自民党长期执政时形成的论资排辈、连续当选国会议员至少10年以上才能成为内阁成员的惯例；武见敬三首次当选后立即成为执政党对外政策方面的核心人物，并出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委员会委员长。当然，他们的父辈在政界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也是其迅速成为政治明星的前提条件之一。

    另外，日本处在战后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时期，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10年”，因而造成民族主义情绪颇为高涨。如果说8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来自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带来的民族优越感，那么经济持续衰退的局面却是9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社会基础。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内表现为追求变革的心理，对外表现为陈述自己真实观点的强硬姿态。因此，那些既对内说“不”，又对外说“不”的新生代政治家就成为公众欢迎的人物。例如缺乏党内基础且直言不讳的小泉纯一郎就是在普通党员的支持下，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的；而直言不讳、作风果断且独往独来、漏洞百出的田中真纪子，却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

     对内政外交的影响

    目前，这些已经占据权力中心的新生代政治家及其实施的对内对外政策带来不小的震动。例如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坚持结构性改革，并抛开自民党内的决策机构，任命以经济财政担当相竹中平蔵为首的民间专家组成“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起草了名为《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的具体改革方案，针对公共事业、地方交付税、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弊端，提出减少开支，抑制浪费，重建日本财政体系的计划。虽然该方案具有不可否认的较大合理性因素，但大大触动了执政党议员、政府官员、利益集团的既得权益，因而受到包括自民党保守政治家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对；外交大臣田中真纪子更是以冻结官僚人事、追究机密费流失为突破口，对外务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行政官僚界引起一片恐慌，甚至在自民党内也有许多反对声音。虽然在党内外的反对下田中被迫辞职，但小泉内阁却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内阁支持率急剧下降。

    在对外关系上，田中真纪子肆意批评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和环境保护政策，并表示“日本应该从日美安保体制中独立出来”，甚至拒绝会见前来访日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引起华盛顿方面的“迷惑不解”，其访美计划差点触礁；虽然作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相之女，田中真纪子担任外相后对中国做出善意表示，但小泉内阁的言行却使中日、日韩关系倒退不少，其中集中体现在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上。文部科学省不仅审查通过了右翼学者编簒的歪曲历史、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甚至拒绝了中韩两国各自提出的修改要求；在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纯一郎更是一意孤行，极大地伤害了邻国人民的感情。

    针对小泉去年4月上台伊始就表示将以首相身份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靖国神社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对外侵略的象征，现在还供奉着甲级战犯的牌位，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是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希望日方能够切实信守迄今在历史问题上所作出的郑重表态，慎重行事；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再次强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方理所当然地反对日本政府领导人以任何形式参拜靖国神社，但小泉在国会会议上再次声称，“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强调指出，如果日本领导人一意孤行，势必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尽管如此，小泉还是在2001年8月13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在今年4月21日上午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

    作为邻国且是重要的贸易及经济合作伙伴，即使是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新生代政治家也不得不面临中国逐渐发展强大这一现实。另外，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的地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使得这些新生代政治家比老一代政治家更加注重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意识。因此，尽管他们制定、实施的政策更多地是面向国内选民，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反应，正如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急于访问中国，并在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后发表对日本过去那场侵略战争以及对邻国带来的伤害表示歉意。最近在不同的场合小泉首相再三表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会构成威胁，中日经济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日本产业结构的提高；即使小泽一郎在发表“日本将发展核武器对付中国的军事发展”的惊人言论后，也急忙改口其用意在于“鼓励中日两国加强关系”。从这些新生代政治家的矛盾言行中可以预见，今后的中日关系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合作与摩擦并存，甚至会出现严重的摩擦与纠纷。但这并非是一件坏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摩擦是相互理解的必要过程。重要的是，两国政府领导人应站在面向未来的立场上，推动中日乃至地区关系在和平、合作、稳定、繁荣的框架目标下顺利发展。

     （王新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网 2002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