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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李亚农
中国网 | 时间: 2002-06-28  | 文章来源: 文汇报
    书斋坐不安稳了

    李亚农,1906年6月26日生于四川江津县。1916年,随三哥李初梨求学日本。1927年就读京都帝国大学部,学习哲学,并于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支部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处于危机中的日本,军方势力大为抬头,致使政府于当年冬发动凡与“皇道主义”意识形态有违即予检举的全国性行动,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李亚农等三十多位中国留学生因此被捕。出狱后,几经辗转,李亚农取道神户,搭乘邮船,启程回国。

    此时的李亚农,已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他通过京都帝国大学校友沈尹默介绍,前往北方谋生,在北平中法大学任哲学教师。

    1937年,李亚农重返上海,改名旦丘。旦,周公姬旦之名,是后世为政者楷模;丘,终生倡导周公礼乐制度的圣人——孔子之名。李亚农将旦与丘缀合为新名,表明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将作一番大事业。沈尹默将这个志在高远的年轻人延揽进了自己主持的孔德图书馆。坐落在大西路(今南京西路)美丽园九号的孔德图书馆,是法国人出钱办的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汉学研究机构。李亚农进馆后,在浏览版本目录类书籍之余,又涉猎甲骨文、金文,不料一头扎了进去。他晚年述及往事时曾慨叹:“抗战前,本来打算在认识几个契文、金文之后,从这些最古老的文字中去研究一点古代社会情况。谁知道一钻进这些甲骨、鼎彝堆中,便乐而忘返,竟把古代社会的研究置诸脑后,研究起古代文字学本身来了。”这样,从1937年开始,李亚农利用孔德图书馆的资料,先后写了《铁云藏龟零拾》、《金文研究》等四本古文字学著作和一些单篇论文。

    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后,李亚农对孔德研究所平静的书斋生活渐渐不习惯起来。1941年冬,他前往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找到了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哲学时的学长、时任中共华中党校副校长的彭康。对这件事,他后来回忆说:“抗战军兴,书斋中坐不安稳了,只好跑到新四军去跟着同志们打游击;光阴荏苒,一打就是十余年,手不握卷者也是十余年。”

    陈毅麾下当校长

    抵达苏北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的新四军军部后,陈毅代军长热情接待了这位留学日本、走出书斋的秀才。当时,新四军在对敌作战中俘获不少日本战俘,需要有精通日语、熟悉日本国情的人去做宣传工作,军部决定委任李亚农为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李亚农负责对日俘工作,不久重新入党。1946年,李亚农出任中共华中局领导下的华中建设大学校长。

    这时解放区的发展势头很快,李亚农对华中建设大学作了长远设想。他认为,学校要办成一种正规大学,不仅要办文、理各科,还要办工学院,设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学院和预科。为了实现目标,李亚农把工作重点放在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上,他说:“我要团结一批教授。要办好一个学校,没有一批教授不行。”那时若找不到他,办公室同志的回答往往是:“到某某教授家里去找!”为了让教授安于教学,他又注意保证给教授较高的物质待遇,有些教授感到不安,找他谈心,主动要求降低待遇,他说:“不能这样做。对你们应该照顾。你觉悟高是好的,但你如果要求减薪,人家就显得落后了。”

    淮海战役爆发前夕的战争间隙,中共华东局不失时机地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的一些教师为基础,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县组建华东大学。李亚农则任华东研究院院长,并在东北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将他召回华东解放区,为日后接管上海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好准备。

    这年,公历纪元1948。李亚农四十二岁。

    创办上图和上博

    1949年10月,郭沫若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李亚农即被委派为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自此,他在上海开始了与任职相关的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而履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旧有的科学文化机构实施接收。

    接收既毕,领导遂始。在这个新旧转换过程中,李亚农干练的作风,和敢于担当的气派,倾到了不少旧职人员。顾廷龙先生就曾多次提起:“解放后上海图书馆的发展,当时的陈毅市长以及李亚农、徐森玉等均起过重要的作用。”

    1949年6月16日由军管会市政教育处接管的上海市立图书馆,尽管前身已将江湾的上海市图书馆、南市文庙的上海市立图书馆、福州路前工部局的公众图书馆,三馆合并,并且自1950年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及其后人纷纷向新生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捐献私人藏书,可是藏书总量仍然很少。李亚农认为,无论藏书量抑或设施,当时的上海市立图书馆,都远不能和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相称,因此决定另行成立上海图书馆,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在积极网罗人才同时,李亚农主持下的文管会又拨出专门经费收购、搜集图书,从而大大丰富了藏书。并于同年二月,将位于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处的原上海跑马总会大楼租定下来,作上海图书馆(当时还包括上海博物馆)馆舍。陈毅市长为之题写馆名。上海图书馆在1952年开始形成了七十万册藏书规模。李亚农经常讲:“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图书馆,不是藏书楼,应当让成千上万的人来看书。”上图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大型图书馆。

    解放前,在上海虹口的横浜桥有个规模不大的上海市博物馆。此外,还有属于法国人的震旦博物院和属于英国人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但这些博物馆虽有其名,藏品却很单调,且大都偏于动植物标本,更鲜有精品。上乘文物,基本集于私人藏家之手。

    1949年5月28日,解放上海的枪声刚停下,有人报告,海关码头仓库里一批珍贵文物正将装运起航。解放军立即前往封锁。这批文物是上海雪田井斋古玩店老板张雪庚将十六万美元家产押上而获得的。他打算运往美国出手。报关时,国民党官员索贿甚高,没能即刻成交。不久消息传出,文化界杨宽等人撰文披露,引起社会公愤,遂将这批文物暂且置放海关仓库。上海一解放,李亚农在具体负责接管上述三个博物馆时也验收了这批文物。关于办博物馆的原则,李亚农对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的杨宽说:“博物馆的人员,我不安排,由你安排,否则你无法工作,经费也由你主管,我只管原则方针,相信你会管好的,你要大胆工作。”就这样,文管会不仅截留了大批即将流往海外的珍贵文物,保留了一大批外国人为汉学研究所保存的中国文物(如孔德研究所的甲骨文和安特生收集的仰韶时期彩陶等),还在解放初期文物价格低廉的情况下,收购到了大量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包括“攀古楼主”——清咸丰朝军机大臣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的举世闻名的“大盂鼎”(1959年调北京)、“大克鼎”等,这极大地丰富了上博的馆藏。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史学会)由郭沫若委托周谷城筹划,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52年,当时推李亚农为会长,周谷城任副会长。他很好地行使了职权,团结了五十多位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史学研究工作者或教学工作者,使当时的上海史学会仅次于北京史学会。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时,李亚农又出任主任。1959年,上海历史研究所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李亚农任所长。从研究所开始筹备时起,他就说:办历史所一定要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要滥竽充数的人。一个研究所人不在多而在精。每个研究人员进来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择。办好历史所的方针有两条:一是要搜集人才,一是要建设一个好的图书资料室。此外,他还提出要出研究集刊,以发表学术成果,造就科研人才。

    对科研人员,李亚农主张排除对他们的一切干扰,让他们静心研究。在李亚农任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曾有人议论某研究人员上班坐在写字台旁,手捧小茶壶,眼望窗外,不干事,群众对此有意见。一次,当所领导人向李亚农反映这事时,李亚农不以为然地说:“你管他干什么?他在思考问题嘛!”

    直言不讳,笔耕不辍

    李亚农一面根据党的方针,整顿和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一面挤出时间,积极笔耕。在这个过程中,他遇有不同学术观点,不予回避,总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主张。

    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郭沫若认为“是一篇轰动了全学术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为圭臬”。该文首倡从宗法制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点。文章还断定殷代没有宗法制。对这样一篇名家名作,李亚农并没有一头拜倒。他在充分尊重王国维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氏说殷人没有宗法,这是对的,但他认为殷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这就错了;殷人之所以没有宗法,并不是因为他们无嫡庶之制,而是因为他们之进入奴隶制阶段为时已久,氏族制时代的种种制度湮灭殆尽的缘故;王氏由于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遂作出本末倒置的结论。

    直言不讳,体现了李亚农坦荡对待学术研究的品质。但直言中也时或显出了粗枝大叶。有时也由此引出了是非,比如50年代导致郭沫若与杨树达龃龉的公开化,就是一例。

    杨树达在专业上和郭沫若有相同处,学术声望则要比郭沫若高得多。但郭沫若担任中科院院长后,杨树达学术成果的问世需中科院审查。为审稿引出了一场风波,后来竟惊动了毛泽东。

    1955年2月14日,杨树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耐林甲文说》自序,信中批评中科院审查书稿有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语并予回复。其实这场风波正与李亚农有关。

    原来,1950年末,杨树达的《金文说》脱稿,转由李亚农审查,李评价不高。此后,中科院又让不懂学术者再审查杨树达的其他著作,这使杨树达不能容忍。他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由于毛泽东的回信,此事才得以解决。现在看来,当时确实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的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杨树达、陈寅恪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这对李亚农来说无疑是个教训。

    李亚农自1949年到上海工作后不久就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后来又患了肺癌,常常边吐血边写作,氧气瓶和急救药不离身边。他的不少著作就是在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写出来的。他从1952年开始写《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直到1962年9月2日病逝,十年间,写了五本系列性学术著作,约七十万字。他的最后一篇文章的写成,距死亡仅五个月。生前,李亚农常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这样做,才不算白活一世。”

    (石明摘编)

    摘自《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姜义华主编本文作者:何泉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4月

    《文汇报》200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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