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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工作报告
中国网 | 时间: 2003-03-12  | 文章来源:
    (2003年2月2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第三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紧紧围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工作任务,在环境与资源立法与监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将九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如下。

    一、五年来的工作总结

    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围绕九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环境与资源方面,进一步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拓宽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各项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具体表现在:全面完成立法规划中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立法任务,为规范环境与资源管理奠定了法制基础;大力开展全国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执法检查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环境与资源法律的贯彻实施;继续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增强了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积极开展议会环境外交,加强了议会之间的环境合作和交往。五年来,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制建设工作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健全和完善环境与资源法律体系

    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始终把立法工作放在一个突出位置,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积极推动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立法进程,初步建立起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确保我国的环境与资源安全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起草和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5部法律;全国人大环资委还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他的专门委员会,参与审议了国务院等单位提交审议的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气象法、渔业法、种子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水法、测绘法、草原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10部法律草案。目前,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先后通过了这14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其中一些法律已经开始施行。

    回顾九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进程,可以看到,我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在环境污染防治立法方面,1999年修改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和2000年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从法律上确立了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明确规定不得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实行总量收费,对原有的超标收费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制定了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赔偿制度和船舶油污保险制度,在城市划定禁用高污染燃料区域,限期使用清洁燃料的制度;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煤炭清洁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鼓励和支持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这次修订对原法进行了全面的增补修改,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由原来的6章50条增加到了7章66条,除个别条文外,几乎所有的条文都作了修改,实际上相当于出台了一部全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它不仅借鉴了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将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超标违法、排污总量收费等制度通过法律确定了下来,而且按照法律责任与行为规范相对应的原则,将法律责任部分由原来10条增加到20条,大大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把洁净能源技术和洁净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大气污染控制战略的发展方向,这必将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在资源保护立法方面,1998年修改的森林法和土地管理法,2002年修改的水法,均大大增补了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内容,增强了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的力度。在森林法中,强化了对国有重点林区林权证核发、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流转、征用和占用林地的监督管理,新确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专门用于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在土地管理法中,总结土地管理方面的新情况、新经验和新的需要,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第一次写入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确立了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的法律原则,相应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确定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确保在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并确立了相关的占地补偿措施;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基本农田应当占其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农田保护区应按法定程序划定;明确规定,开发未利用土地必须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为前提,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对破坏生态环境开垦、围垦的土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牧、还湖;强化了对非法转让土地、占用土地等违法行为的处罚,根据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生态恢复和建设的立法方面,2001年通过的防沙治沙法,从预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地和配套政策等几个方面,明确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如规定防沙治沙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因地制宜地营造防风固沙林网、林带,种植多年生灌木和草本植物,加强草原的管理和建设,控制载畜量,加强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的统一调配和管理,禁止在沙漠边缘地带和林地、草原开垦耕地,划定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实行封禁保护。明确政府、有关单位和公民的责任,鼓励单位和个人在自愿的前提下,捐资或者以其他形式开展公益性的治沙活动,对营利性治沙,要求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提交治理申请,并按照其上报的治理方案进行治理。规定采取综合手段,鼓励防沙治沙,其中包括制定防沙治沙规划;在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按照防沙治沙规划通过项目预算安排资金,用于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防沙治沙工程,对从事防沙治沙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资金补助、财政贴息以及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组织设立防沙治沙重点科研项目和示范、推广项目,并对防沙治沙、沙区能源、沙生经济作物、节水灌溉、防止草原退化、沙地旱作农业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给予资金补助、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

    近年来,在推进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向可持续发展法律方向发展中,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其标志就是2002年通过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一改以往污染产生后的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是环境立法方向的重大转变。这部法律,要求企事业单位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在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要求政府部门为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提供政策支持、技术帮助和资金补贴,清除影响清洁生产技术推广的各种障碍,提高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责任感,通过绿色标志等制度的建立,扩大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的机会,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清洁生产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的法律框架,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刚刚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是体现预防为主保护环境方针的一部法律。该法把规划和计划的环评,纳入法律适用范围,包括制定城市、工业、农业、林业、能源、交通、自然资源等方面的规划,都要实行环境影响评价,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环境管理手段。同时,该法还确立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监督的制度和程序,要求政府改变拟定规划、计划的常规方式和程序,确立起更加公开和民主的决策方式和程序;要求逐步形式和发展一套不同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新的评价技术和方法,对规划所涉及的大空间范围、大时间尺度、多种行为交叉和累积的环境影响,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使规划更趋完善,更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强化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执法监督

    强化法律的监督力度是确保法律全面实施的关键。九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在加强环境与资源立法工作的同时,继续重视和加强监督工作,督促和支持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保障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贯彻落实。

    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把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执法检查放在重要位置,有重点地开展了执法检查,并加强了专题监督工作和执法调查研究工作。各级人大切实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执法监督工作,进一步扭转了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提高了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督促行政执法部门改进了执法工作,促进了法律的实施。

    在执法检查方面,五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全国人大环资委相继组织了24个执法检查组,检查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测绘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7部法律的执行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听取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和矿产资源法等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审议。

    在工作监督方面,全国人大环资委多次听取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科委、财政部、外交部、国家林业局、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等20多个部、委、局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对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作为检查监督的重点,多次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为了落实李鹏委员长关于“开展一些专题监督”的指示,增强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和监督工作的实效,探索人大专门委员会监督工作的新路子,五年来,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对一些专题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围绕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城市污水处理和污水资源化及海水淡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北京市污染防治情况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等专题,组织开展了调查研究。在深入调研、认真总结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地域性特点和环保工作的重点,先后召开了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各省(区、市)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座谈会,分别就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进行了座谈和讨论。

    全国人大环资委还多次召开以环境与资源为主题的形势分析会,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专家关于我国当前环境和资源保护情况的汇报,认真分析我国环境和资源保护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就如何加大执法监督,依法保护自然资源,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解决我国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我国的环境与资源安全,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李鹏委员长对此非常重视,先后多次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邹家华、布赫、彭珮云、蒋正华等副委员长也先后多次出席会议并讲话。

    为配合“三五”普法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意识和执法水平,从1998年开始,全国人大环资委与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了环境与资源法制讲座,曲格平主任委员和王涛、钱易委员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了党校学员的普遍欢迎。

    (三)继续大张旗鼓地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

    九届全国人大环资委继续深入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积极发挥相关部委和新闻单位的作用,认真宣传和推动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并推动解决重大环境与资源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全社会引起了更加广泛持久的影响,对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加快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更加有力的推动作用。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环保世纪行活动。可以说,深入开展环保世纪行活动,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发挥舆论监督威力,已成为近年来各级人大开展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

    环保世纪行活动的开展,是新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一项创举。九届全国人大期间,环保世纪行活动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的基础上,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以传播绿色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己任,对环境、资源、人口等相关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报道,并深入研究问题,客观反映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推动了有关重大举措的出台,促进了一批重大环境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在人民群众中引发更加强烈的反响,从而使这一活动的开展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了新的突破,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李鹏委员长高度评价说:“为了推动社会各界保护环境和资源,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会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已为时九年,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方面的宣传报道,特别是沿黄河、长江和我国海岸线全程进行的大型报道,造成了广泛影响,提高了社会各界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意识,推动了各级各地方政府的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应该坚持和发展。”

    五年来,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每年都根据人大工作和环保形势的需要,抓住环境与资源方面的一个或两个重大问题进行监督,确定了鲜明的宣传主题,组织了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形成浩大的宣传声势,取得了显著的宣传效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根据本地特点,相继开展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全国共有3万多名记者参加了采访报道活动,编发的各类稿件11万多篇。

    1998年组织的“建设万里文明海疆”宣传活动,配合国家环保总局推出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对海洋的环境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根据这一行动计划,“十五”期间,中央和地方相继拿出600亿元对渤海的污染进行治理,使重大“3321”治污工程增加了一个渤海,形成了“33211”①工程。

    1999年组织的“爱我黄河”宣传活动加强了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对黄河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分配、综合调度,以及赋予黄河水利委员会以行政执法地位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0年组织的“西部开发生态行”宣传活动,着重宣传了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战略思想;对塔里木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以及塔里木河、黑河的生态用水进行了宣传报道,推动西部生态环境恢复工作的开展。

    2001年组织的“保护长江生命河”宣传活动,推动了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的贯彻执行,积极宣传了国家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重大政策,加强了对水土流失、水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宣传工作。

    2002年组织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宣传活动,推动了矿产资源法的贯彻实施。同时,组织出版了《中国环境警示教育》丛书,举办了“中国环境警示教育大型摄影展”。李鹏委员长等领导同志分别为这两项活动题词。

    五年来,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不仅组织记者进行公开的宣传报道,还利用简报或内参的形式,积极向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有关部委反映各地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李鹏、李岚清、温家宝等领导同志对不少简报予以批示,直接推动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

    五年来,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继续加强了同各省、自治区、市环保世纪行工作的联系和指导,交流经验,沟通信息,促进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根据本地人大工作和环保工作的重点,积极有效、各具特色地开展了环保世纪行活动。

    (四)积极开展议会环境外交

    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人大环资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统一安排下,积极开展与外国议会对口专门委员会在环境与资源立法及执法方面的交流,同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保持了接触,积极争取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开展了相关法律的立法调研和法律培训工作。这些活动对了解国际社会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动态及趋势,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做法,宣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三年来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加深国际社会对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认识和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组团连续参加了亚太议员环发大会。1998年,我国在桂林成功举办了第六届亚太议员环境与发展大会,曲格平主任委员被选为大会主席。在大会筹备时期,全国人大环资委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出席了其他一些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国际会议,如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及筹备会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第四次、第五次会议暨议员第三次、第四次圆桌会议、国际山地会议等。在这些会议上,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对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认同。同时,也宣传了我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政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国外同行进行了广泛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组团访问了法国、美国、墨西哥、荷兰、德国、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波兰,重点对清洁生产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和水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全国人大环资委也接待了来自有关国家的对口专门委员会代表团,如韩国国会代表团、德国联邦议会副议长率领的代表团、俄罗斯国家杜马环境代表团、泰国上院科技能源委员会代表团等。

    从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对外交往工作可以看出,议会环境外交是我国外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议会环境外交十分重要。它对促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了解,借鉴国外议会先进的立法和监督经验,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国际间交往与合作,密切关注国际社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动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步上一个新台阶。

    二、工作经验和体会

    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一)坚持立法创新,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与资源保护结合起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基础。目前,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协调好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双赢”目标,全国人大环资委在法律制定过程中,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本着以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转变生产方式、改进生产工艺来带动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控制,以提高经济发展政策规划水平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决策失误等原则,调整立法思路,坚持立法创新,开发展中国家立法之先河,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使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有了新的突破,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法制基础。

    (二)坚持制度创新,把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为提高环境与资源立法水平创造条件。20世纪80年代,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与资源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为保护环境与资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日益显现出来,亟需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来规范和强化环境与资源管理。五年来,在修订或制定的法律中,全国人大环资委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借鉴一些地方的成功做法,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环境与资源管理制度,使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管理手段更为科学,办法更为可行,制度更为有效,效果更为明显。如污染控制领域的总量控制制度、重点城市的能源替代制度,资源管理领域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生态保护领域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创新,为有效管理环境与资源创造了条件。

    (三)坚持政策创新,把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为强化环境与资源管理提供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何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进一步完善环境与资源管理,是现阶段环境与资源立法中亟待探讨的课题。五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在立法中予以体现。如针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城市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城市环境保护设施逐步实行有偿使用的政策,要求各地普遍建立起生活污水和垃圾收费政策,为城市环境设施建设和运营走向市场化、企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铺平了道路,从而加快了城市环境建设的步伐。又如通过改革企业排污收费政策,从过去单纯的污染物浓度超标收费改变为总量收费政策,促进企业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的力度,等等。这些政策的制定,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逐步尝试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来进一步强化环境与资源管理。

    (四)坚持监督创新,把法律监督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为增强监督实效探索新路子。近年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积极探索监督工作的新形式,拓宽监督工作的新思路,注重与其他监督形式的协调和配合,特别是把人大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工作的强大合力。在执法检查过程中,检查组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实地考察,并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设立热线电话等形式,开辟反映民意的渠道,直接倾听群众的呼声,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舆论监督方面,与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自1993年以来联合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是全国人大环资委开展的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弘扬正气,鞭挞落后,表彰先进典型,曝光违法案例,为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探索了新路子。

    (五)坚持工作创新,把执法检查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新思路。当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较为突出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如何抓住主要矛盾,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为改进政府执法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是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九届全国人大以来,在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全国人大环资委还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就一些突出的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进行调查与研讨,并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对政府工作的督促,另一方面也是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如,针对我国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较为严重的问题,全国人大环资委召开了水资源形势分析会,提出开源与节流并举、生产与生态并重、调水与治污同步的方针,为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献计献策。又如,为配合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全国人大环资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召开了中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座谈会,提出西部大开发应以生态建设优先、人才开发为主的策略建议。再如,针对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形势,全国人大环资委召开了东部地区城镇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座谈会,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镇的目标,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针对北京市大气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全国人大环资委连续五年在北京市进行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促进了北京市环境质量的改善。

    三、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九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环境与资源立法监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相对比较原则,一些重要的领域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有些法律鼓励公众参与、运用市场机制体现得还不够;执法检查工作实效尚不够明显,有待进一步改进;对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的司法工作监督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提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和解决。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立法工作

    今后一段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力争在21世纪头十年,基本形成和完善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

    一是进一步完善环境与资源立法体系。从立法原则来看,应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基本法律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预防性原则、责任和补偿原则、综合控制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原则等,纳入到各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中去。从立法体系来看,应努力建立由环境与资源基本法、单项实体法、程序法等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并逐步向制定统一的环境法典过渡;加强与国际环境条约相配套的国内立法,促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从法律制度来看,应建立健全各项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包括总量控制制度、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审计制度等,力求使之成为更加完备、更加透明、更加公正的法律制度。

    二是进一步将市场机制运用于环境与资源管理。这样不仅有助于明确单位和个人的环境责任,也能有效地减少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的负担。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首先要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要收费,超标要罚款。排污收费,即对所有主要污染物都要收费,并提高收费标准,改变目前以低额缴费买排污权的现象。其次要加快推行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等公用设施的使用费收费制度,使每个设施使用者都合理负担设施的正常运营费用。第三要逐步引入污染税或环境税。今后可考虑把一部分排污费改为原料和产品环节征收的污染治理附加税。第四要在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区域,逐步开展排污权交易。第五要制定和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探索资源开发和保护市场化运营新路子。

    三是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度和力度。公众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到环境和资源。如果公众认识到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并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动,就可以大大减轻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另一方面,公众环境资源保护意识越强,将更有可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污染者由于可能面临环境损害赔偿的巨大风险,将不得不从污染预防上多下功夫。因此,今后应当努力提高公众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意识,在有关的环境立法中,对公众的健康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作出比较具体、明确的规定,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论证和环境监督管理中去,使公众参与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鼓励民间组织在环境与资源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以及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建议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有毒化学品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渤海污染防治法、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新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法、自然保护区法、资源节约和回收利用法、农地征用法、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一个五年立法规划。

    (二)监督工作

    今后,环境与资源保护监督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把执法监督放在与立法同等重要的位置,完善监督机制,提高监督实效,推进环境与资源司法进程,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局面,使各项环境与资源法律能够切实得到贯彻实施。

    要继续把环境与资源保护执法检查作为工作重点,每年列入计划,作出安排,持之以恒地抓下去。为了提高执法检查的实效,在执法检查中,要继续做好四个结合:一是全国检查与地方检查相结合;二是各级权力机关检查与行政部门自查自纠相结合;三是人大执法检查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四是重点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相结合。

    今后一段时期,执法检查要抓住几个重点:在污染防治方面,要把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摆在突出的位置,全国要重点检查大江大河大湖的污染防治和酸雨地区的污染防治,各地的着重点要放在本地区的主要水域、主要城市以及环境敏感地区。同时,对乡镇企业污染、垃圾污染等也要引起足够重视,重点加以检查。在资源保护方面,要把耕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保护作为检查的重点,特别是对基本农田、饮用水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要经常不断地进行检查,坚决杜绝违法乱占耕地、破坏水源和矿产资源的行为,确保我国资源安全。在生态环境方面,要把主要江河流域的水土保持、环境敏感地区的生态恢复和建设以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列为检查重点,特别是把长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西北地区防沙治沙工作作为全国检查的重点。

    (三)中华环保世纪行工作

    今后,中华环保世纪行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监督,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强大舆论氛围,为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华环保世纪行在宣传报道过程中,要注意抓好几个环节:一是做好选题规划。每年确定一个主题,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抓住几个突出问题作为重点。二是组织好宣传报道队伍。从新闻单位选派那些业务精、素质好、责任心强的新闻记者,参加环保世纪行报道工作。要求记者勇于吃苦,勇于打硬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以敏锐的眼光抓住要害问题,写出有震撼力的作品。三是抓住重点问题集中报道。世纪行要紧紧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热点问题、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件、带有全局意义的突出环境问题,集中各种新闻媒体,进行高密度的报道。要加强新闻报道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既要有典型的事例,又要有深入的分析;既要摆出问题,又要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同时指出解决的途径。四是做好跟踪报道。对一些久拖不决的环境问题,要进行跟踪报道,督促有关部门下决心解决。同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过程,要不失时机地予以宣传,使人民群众看到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决心,增强战胜污染的信心。

    注:①“33211”工程系指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酸雨和二氧化碳控制区、北京市、渤海。

    

    中国网 2003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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