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扫黄”、“打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淫秽色情出版物、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和侵权盗版出版物传播腐朽和落后文化，毒化社会风气，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诱发刑事犯罪，侵犯作者和消费者权益，桎梏民族创新精神，阻碍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造成国家巨额税收流失，引发对外经济、文

    化交往中的纠纷，所有这些，都与“三个代表”的要求背道而驰，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严重对立。如果听任这些文化垃圾滋生和蔓延，先进生产力就不能迅速提高，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难以坚持，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进

    一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坚决取缔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坚决扫除淫秽色情出版物，为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净化社会风气服务；坚决打击盗版活动，为保护知识产权和民族创新精神服务。

    开展“扫黄”、“打非”斗争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并大力推进的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重要举措。从1995年起至2002年，“扫黄”、“打非”连续8年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要点，连续8年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连续8年由中办、国办转发行动方案，在全国开展集中行动。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扫黄”、“打非”工作极为重视，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作出批示。指出“扫黄”、“打非”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在高举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帜下，加大“打”与“扫”的力度。2003年，“扫黄”、“打非”再次被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要点，中办、国办第9次转发《“扫黄”、“打非”行动方案》。最近，经中央批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亲自担任全国“扫黄”、“打非

    ”工作小组组长，“扫黄”、“打非”工作小组成员单位中新增加了中央编办。3月5日，朱镕基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开展 ‘扫黄'、‘打非'斗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部署，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将“扫黄”、“打非”斗争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下去的根本保证。

    二、十四年“扫黄”、“打非”成效显著

    正因为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及参与，“扫黄”、“打非”取得了重要成效，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到2002年底，全国共收缴非法书刊1.6亿多册，非法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4.3亿余件 (其中淫秽色情出版物1800余万件，政治性非法出版物170余万件，“法轮功”邪教宣传品1630余万件)，查缴非法光盘生产线146条，查处案件6万余起。十四年来，“扫黄”、“打非”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同步，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国内外都产

    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三、“扫黄”、“打非”任重道远

    必须清醒地看到，“制黄”、“贩黄”和非法出版活动有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特别是有敌对势力颠覆渗透的政治背景和有暴利可图的经济诱因，因而表现出特有的顽固性，“扫黄”、“打非”是一项长期的斗争。当前，出版物市场仍有若干突出问题，主要是:1.以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仍时有发现，“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宣传品内容更加政治化，煽动民族分裂、危害国家统一的非法出版物在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扩散趋势；2.以日本有害卡通画册和色情“口袋本”为代表的不良出版物在中小学中仍在传播；3.盗版出版物尤其是盗版光盘和畅销出版物的盗版品制售仍有相当规模，盗版教材及教辅读物大量流入校园；4.成品光盘走私活动虽累遭重创，尚未从根本上受到遏制，我国仍然是境外盗版光盘生产基地的主要倾销地；5.利用互联网和“网吧”等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传播不良信息，进行有害活动的问题还相当严重；6.非法出版活动继续向团伙化、网络化、专业化和内外勾结方向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快，文化在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分量日益加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思想文化阵地面临西方思想观念的更大冲击和国际媒体更加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制黄”、“贩黄”、非法出版、侵权盗版的危害尤为

    突出。因此，“扫黄”、“打非”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四、几点思考和建议

    为了实现出版物市场的长治久安，为实现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舆论氛围，需要根据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运用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这里仅就其中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建立和落实领导责任制。实践表明，领导干部能否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位和巩固中共领导政权的高度深刻认识“扫黄”、“打非”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扫黄”、“打非”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有

    必要以制度性措施加强“扫黄”、“打非”工作的领导力度，普遍建立和落实“扫黄”、“打非”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于以各种形式为不法分子提供作案条件和庇护的更应从严查处。

    2．尽快建立出版物市场统一执法的监管格局。尽管已经过1993年、1998年两轮机构改革，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仍然普遍存在出版物市场多头管理 (共中最突出的是音像市场)和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这种政出多门、职能交叉、管办不分的体制，不仅导致执法

    成本高、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效率低和部门扯皮、政策打架等弊端，而且严重妨碍公正执法，甚至诱发腐败，是制约“扫黄”、“打非”各项目标实现的瓶颈因素。建议总结和推广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物市场乃至整个文化市场统一执法的成功经验，在即将展开的又一轮政府机

    构改革中，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出版物市场多头管理的问题，坚决实行管办分开，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推行审批权和处罚权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新体制。

    3．强化法律手段。针对当前非法出版活动仍相当猖獗的态势，除严格依照行政法规规范出版活动和出版物市场外，要充分运用《刑法》、《海关法》等法律武器，依法加大刑事处罚的力度。不仅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司法实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制黄”、“贩黄”、侵权盗版、非法出版及走私光盘等出版物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出版活动最重要的动因之一是暴利驱动，在行政和司法实践申，一定要依法加大经济惩罚的力度，绝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

    4．建立稳定的“扫黄”、“打非”工作机构。目前，地方各级“扫黄”、“打非”办公室大多仍是非常设机构，主要靠临时抽调人员承担突击性工作，并且经费普遍不足。这种状况同“扫黄”、“打非”的长期性及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性越来越不相称。此外，全国地市多数没

    有设新闻出版局，县级基本没有新闻出版局，全国新闻出版管理人员总共只有29的人，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开放条件下拥有13亿人口国家的日益繁重的新闻出版和理任务极不相称，这两种状况都需要尽快改变。建议在调研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尽早决策，切实加强“扫黄”、“打非”机构和队伍建设，将各级“扫黄”、“打非”办公室定为常设机构，在出版物市场日常管理任务繁重的市(地)建立新闻出版局，其它地市文化局增挂新闻出版局牌子，积极组建和发展市(地)、县(市)两级文化市场综合稽查队伍，承担基层“扫黄”、“打非”执法职能，并在编制、经费和干部配备等方面，为“扫黄”、“打非”工作机构履行职能，正常开展工作创造必要条件。

    5．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扫黄”、“打非”是一项涉及面很宽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城市社区、街道、居委会、派出所和农村镇、乡、村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建议把“扫黄”、“打非”工作纳入各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考评范围，把“扫黄”、“打非”的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基层。还要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充分发挥学校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等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完善举报奖励制度，通过以上措施，形成“扫黄”、“打非”的坚实基础及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和舆论监督体系，使从事“制黄”、“贩黄”、非法出版活动的不法分子无处藏身。

    6．探索新途径、新办法。面对繁重复杂的任务，“扫黄”、“打非”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在系统总结14年“扫黄”、“打非”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新世纪新阶段“扫黄”、“打非”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从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等方面大胆创新，寻找和建立“扫黄”、“打非”的长效机制。

    7．进一步发展政协的作用。全国政协一贯重视“扫黄”、“打非”工作，早在1995年就组织过专门的报告会；2000年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会同全国“扫黄”办，组织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对湖南、广东等地的“扫黄”、“打非”工作进行了考察；2002年，新闻出版界部分政协委员参观了“扫黄”、“打非”内部展览。此外，一些政协委员还以个人名义写信、打电话向“扫黄”、“打非”部门反映问题。建议全国政协继续开展专题调研，可以安排听取有关机构的专题汇报。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应邀担任出版物市场的特约监督员。有关部门应该为政协委员更多关注和支持“扫黄”、“打非”工作创造条件和提供服务。

    中国网2003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