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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云波委员:反腐败,预防重于查办
中国网 | 时间: 2003-03-15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俞云波,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新当选的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日前,中国网就网民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俞云波委员。

    中国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请问检察机关在这方面可以有何作为?

    俞云波:从司法机关职能范围的角度来讲,最大的公平和正义就是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中最主要的就是不应该被追诉的人不能被追诉;应该被追诉的人不能放过。

    从检察院的角度来说,首先要把好批捕关。我们上海人民检察院每年都有相当高的未批准逮捕率。情况大体上是一般的刑事犯罪批捕率较高,而对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为由的逮捕请求批准率较低。原因有三点:一、对偷税漏税、商标侵权、知识产权侵权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如果情节不太严重,则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就足够了。执法人员有时因为水平关系,不太熟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对哪些行为够追究刑事责任,哪些不够把握不好;二、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不完善;三、检察机关对这类问题特别谨慎,因为如果打击过了头容易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畏惧心理,反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要把好起诉关。不合要求的起诉要求坚决不予批准,证据不足的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察。

    除了逮捕和起诉两个重要节点之外,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检察机关还要做好立案监督工作。公安机关对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可能不立案,这对受害者是巨大的不公。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检察机关就会对公安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要求它立案。

    中国网:您认为在反腐败工作中怎样从源头预防职务犯罪?

    俞云波:曾经有人问我,近年来不少省份发生了很大的腐败案件,为什么上海还没有发现类似案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就牵涉到怎么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据我所知,在全国检察系统里,上海检察院在预防犯罪方面做得比较早,也比较好。

    早在九十年代初上海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贷款的大项目,像杨浦大桥、南浦大桥、卢浦大桥,徐浦大桥、上海地铁、上海高架环线公路等项目里头很少看到严重腐败现象,有小案件,但没有大案件,与其形成对照的是,主要由国内拨款或国内银行贷款支持的项目往往容易出问题,经常是“大楼盖起来,一群干部掉下来”。我们通过观察发现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它们发放的贷款监督得很厉害,有一套详细的财政开支监督制度,对施工的监督也很详细,甚至对建筑材料也有要求。他们的做法有效保证了工程质量,降低了将来工程因为质量问题返工,造成费用大大增加而影响还贷能力的可能性。于是我们受到很大启发,开始推行“关口前移”,就是提前介入开展工程监督,而不是等到案件发了再抓人。例如,上海地铁工程的领导班子在建立之初就有检察官。另外。我们还到一些大的工程上去上法制课。上海近年来每年投资2,000亿元左右从事城建,而相关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渎职等职务犯罪较少,就是因为管理跟得上,预防工作强调了“关口前移”。

    我们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知道什么环节容易出事。具体说来,一个工程容易出事的有三至四个环节,即立项、贷款、设计和施工。首先是立项,立项的审批是否合格,是不是买来的?接着是贷款,是不是烧香贷来的?再接着是设计,交给谁设计?最后是施工,这是最复杂的一环。虽然表面上招标,但施工单位为了拿下工程,什么钱都敢花,到施工时再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达到把行贿的钱刨回来的目的。我们就在这些犯罪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地方提前介入。结果是工程总指挥们很欢迎我们,东方明珠工程、环线工程竣工时我们检察院有关部门也被作为“先进单位”受到了奖励,他们感谢我们帮助他们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和顺利进行,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并预防了犯罪。

    至于源头,我体会非常复杂。它和体制机制很有关系。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其特点是旧的计划经济下的管理制度和经验失效了,新的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和经验还没完全形成和积累起来,诱发犯罪的因素较多。转型期社会的这些特点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例如英国产业革命之后,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社会都很腐败,以后通过慢慢整顿才好转的。我国正处在转型期,所以腐败现象多一点,道理其实很简单。将来经验丰富了,规章制度齐全了,机制完善了就好了。

    中国网:请问近年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官队伍建设方面有何举措?

    俞云波: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队伍建设,上海坚决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精神,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

    目前,有相当部分检察官达不到法律专业本科水平,达不到《检察官法》的要求,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这几年来努力提高检察官的文化素质,帮助那些没有大专或本科文凭的检察官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自学、参加我们自己的检察官培训中心开设的培训班或外派学习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现在,他们当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了70-8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提高。目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队伍建设已经到了主要解决“专升本”的阶段。下一步我们要吸引更多高学历的硕士博士法律人才,还要培养一些专家型的检察官。

    另外,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我们把公检法仅仅当作专政机关,认为在政治上可靠就够了,安排了很多转业军人到这些机关。对这些人我们只能通过培训来不断提高他们。实事求是地讲,根据我在检察院多年的工作经验,对检察官队伍里的转业军人要具体分析,不能很简单地否定。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通过上岗培训和实际锻炼,再加上自己的钻研,在工作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甚至还涌现了一些“优秀检察官”。同时,他们中也的确有人经过几年锻炼还是不能胜任检察官工作,对这些人我们一般采取分流出去的做法。

    我们还经常组织内部考试,测试检察官们对检察工作基础知识和不断出现的新法律的掌握程度。另外,为了提高办案质量,我们还设立了“主诉检察官”和“主办检察官”制,委任那些水平高,能力强的检察官以这两种职务,建立针对他们的个人责任制,并给他们配备助手,提供津贴。我个人认为,近年来我们的检察官队伍建设有明显进步,检察官们的业务水平在不断提高。

    中国网:请问您怎么评价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

    俞云波:目前司法改革搞得很热闹,基本上是各家搞各家的,我个人认为,不管是现在的检察改革还是法院的审判改革,在一定范围内的确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很有限。我觉得真正的改革应该统一搞,各个司法机关应该有个统一的改革方案,必须通盘考虑,有个统一组织,改革措施应该互相匹配。因为司法工作虽有分工,但各家紧密联系,互相制约,工作流程一环扣一环;司法体制十分强调统一,这是由它的自身性质决定的。司法体制是一个整体,不是哪一家改革就行的。现在一方面改,一方面不改,一家改,一家不改,已经造成了某些方面如程序上的混乱。其实这种不协调、不统一的改革很难真正进行和深入下去。目前出现的改革措施很多只是在特定职权范围内改善某个环节,严格来说,只是工作方法的提高,如增加了透明度等,不能算真正的改革。令我高兴的是,这次“两会”期间我接触的许多委员在这个问题上和我的看法相仿。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项建议:在人大或党的政法部门建立一个专门组织主管司法改革。

    中国网 200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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