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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拭你的心灵——代表委员“会诊”义利“三怪象”
中国网 | 时间: 2003-03-15  | 文章来源: 新华社
    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在谈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各抒己见。代表委员举案说法,“会诊”了时下有一定典型性的三种“怪象”——

    受贿的爸爸成了“最敬佩的人”

    (举例)广东某小学的语文教师在批改作文时,发现一名小学生在题为《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里详细描写了他那当高工的爸爸如何在家里接待一名大款,在收受大款赠送的各种厚礼后又如何满口答应帮忙的过程。在作文末尾,这名小学生写道:“我立志长大以后,也要做个像爸爸那样的人,为人民多作贡献。”

    “这明明是个‘受贿的爸爸’,怎么成了‘最敬佩的人’了呢?”这名语文老师事后说,“看着孩子天真的脸,我真是无奈!”

    (会诊)财经专家翁礼华代表:童言无忌,捅了真相。不过,与其批评这名小学生,还不如批评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教育。在今天的社会中,的确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官的价值在于有机会捞好处。这个观念成了一些人奋力求官的原动力。甚至连对贪官十分厌恶的老百姓在教育小孩时也常常说:好好读书,书读好了,就可以当官。当官有什么好处?可以发财呀!这个小孩作文中如此由衷地称道“受贿”的爸爸,就是当官价值论扭曲的经典表现。这是为官价值观念极端扭曲的体现。自古以来,清官受民众爱戴,而贪官遭唾弃。为官者的理念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不管实际做到的情况怎样,至少老百姓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官的好坏的。为人民服务更是共产党干部的宗旨。可悲的是,笑贫不笑“贪”的现象,现在居然在社会上抬头,甚至在下一代人身上渗透。

    中国是一个“榜样文化”发达的国家。教育有效的途径就是言传身教。这不仅仅是要求教师。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为人父母者。身为党员干部,应该在其他社会成员面前做道德的表率,否则断不会成为人民的公仆。

    宁波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代表:在现实生活和日常话语中,为什么存在一种“呼唤”现象,如“呼唤雷锋”、“呼唤好人”等,这是因为社会需要道德榜样,需要道德榜样为社会大众擎起道德理想的旗帜,显现道德价值的神圣,体现人性的美好,这种“呼唤”现象正好反映了人们对道德榜样的热切期待。如果道德榜样被“受贿”榜样所替代,社会岂不是乱了套?

    一见“贼货”就高兴

    (举例)西子湖畔,每当春茶上市季节,总有些鬼头鬼脑的人向外地游客兜售所谓“偷来”的茶叶,有的人还掏出伪造的“茶厂工作证”,以证明他自己是正宗“贼骨头”。这些人自称为“贼”,意在表明所偷之物为“真货”,而游人见“贼货”而喜,纷纷掏钱购买所谓的低价龙井。只有当他们拆开封口准备享用时,才发现所谓的“贼货”原本是过期或劣质的茶叶,有的甚至是树叶炒的假茶叶。至于向路人兜售“偷来的”手表、服装等,在各地城市的街头巷尾也是屡见不鲜。

    (会诊)傅企平代表:这些现象的确很普遍。“贼货”何以诱人?无非比正货便宜而已。人们为了一点小便宜,甚至不管对方是个“贼”而欣然交易,这是是非观念严重模糊的表现,到头来害了自己。如今社会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择手段、不分是非、不顾原则的人和事并不少见,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就拿农村电网来说,电缆刚装上就被剪,再装上再被剪,原因何在?偷来的电缆有人愿意买罢了。城市的窨井连连“吃人”,也是同一个道理。一见贼货就高兴,事实上就是纵容作贼、纵容违法犯罪的行为。危害实在太大。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忠林代表:我感觉市场经济应该有其伦理标准。最基本的标准是:不害人。这是任何人都应该做到的。第二个层次是对为官者而言的:在你的职责范围内保护他人不受害。第三个层次是:要多为他人做好事。前两条是可以用法律规定的。比如兜售“贼货”者应该受处理;而明知是“贼货”而购买者,也不能受保护。第三个层次是属于道德规范了,鼓励人们去做。所以,“德治”与“法治”其实是相通的。

    一个年级有8个“学生会主席”

    (举例)华东地区某大型企业招收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细心的董事长在查阅自荐材料时发现:前来应聘的大学生中,同一所高校同一年级的学生里居然冒出了8个“学生会主席”,至于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的几乎人人都有。“这样的自荐材料,能让谁信?”这名董事长不解地问。

    (会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冠巨委员:无论是办企业还是做人,诚信是第一位的。企业不讲诚信,尽管可能会获一时之利,但最终不可能赢得长远的客户和市场。做人也一样,谁会愿意与不讲诚信的人打交道呢?当然时下大学生毕业分配难,形势比较严峻,毕业生就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如果在推荐材料上都敢作假,一旦被识破,哪个企业还敢录用?大学生关键要把心思放在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强适应能力上,不能把注意力放在歪门邪道上。朱总理要求会计人员“不做假帐”,我觉得大学毕业生必须“不做假材料”,这些都是起码的为人做事的标准。

    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代表:时下学术殿堂受污染的问题确实存在。比如假文凭,后面的动力是什么?是职位,是钱。因为真文凭,真知识,得来不易,十年寒窗;有些人已经没有那些耐心了,但他们对文凭、对荣誉所能带来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于是就投机取巧。怎么取巧?捷径就是弄假。这就是制作假文凭之类的生意至今红火的原因,以致于大街上的“牛皮癣”都成了政府的心病。假文凭、假推荐材料,说到底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试图以最少的付出得到高回报,这与当年用硬纸板造皮鞋是同一个道理。

    (结语)翁礼华代表:这三种“怪象”,暴露了当前社会中人们对“义和利”在认识上的偏差。中国传统的文化对义利的关系,是有深刻认识的。三国中的关羽深受人们爱戴。因为他身上有着对“义”的价值取向。重义轻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义利关系中,“义”统率了“利”。当前,人们对义和利关系把握出现了让人不安和疑惑的一面。原因很清楚,物欲横流,“利”占了“义”的上风。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市井生活丰富多彩,也一度出现这样的局面。社会道德建设,面临重建和调整。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

    眼下,我国社会正进入全面转型期,“四个多样化”日趋明显。道德重建的呼声很高,以德治国势在必然。当然,我们不能全盘继承“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充分尊重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要求,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但是,人的物质欲望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凝聚成的恶的力量也是骇人的。我们要建设具有时代特点的道德规范,重点仍然是“义”和“利”的关系:不能全面否定人的正当利益,也不能见利忘义,应该义利并重。

    蒋民华代表:人的幸福并非仅仅局限于物质。以前,我们这些人在搞科学研究时并不十分在乎个人的得失。我们研究的尖端新型材料,指甲那么大一片就能卖3000美元。那时候,许多人都说,某某教授到外面干可就发大财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幸福还是在对事业的追求过程中。只有这样的幸福才是最充实的幸福。眼下迫切的道德建设,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很重要,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上,我们的文化科技知识、技能教育等都很扎实,惟独对人的教育有些放松。要知道,教育的第一要义就是育人!

     新华社 200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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