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体制经过十年的改革与发展，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已经初步呈现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格局。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科学性有所加强，金融宏观调节方式初步实现从直接调节向间接调节的转变，对调节宏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我国宏观金融调节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够，金融管制放松仍然没有到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因此，未来金融宏观调节体制改革应当着重解决这些问题。

　　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从目前中央银行发展状况来看，虽然１９９７年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但货币政策独立性仍有待提高。就我国货币政策决策过程而言，大到货币政策取向，小到利率、汇率水平以及货币供应量目标，并非由中央银行独立决定，而是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制约，大大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２００３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这为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创造了机遇。

　　货币政策的制定突出表现为灵活性。但是，由于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决定货币政策取向，因此货币政策从谋划到出台往往时滞过长，容易错过最佳时机。举例来说，货币政策只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一旦将短期政策长期化，将很难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的科学性和最优性。因此，在未来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人大、国务院应赋予其更大决策权，至少能够独立选择和制定货币政策取向，决定利率、汇率水平和货币供给数量，并在修改人民银行法时以法律文件形式固定下来。

　　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地位来看，目前仅仅是咨询议事机构，权威性远远不够。未来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提升为决策机构，并通过规范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决策。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相比，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突出表现为官员过多、学者偏少且任期过短，此外也没有大区分行、企业界和银行界恰如其分的代表。未来货币政策委员会人员组成结构应当优化，以加强其公正性、科学性。首先，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应当有２－３名大区分行官员，以充分体现来自地区的货币政策呼声。过去，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很大程度上使我国大区分行体制流于形式。其次，未来货币政策委员会中企业界、银行界的代表应来自全国工商联、中国银行业联合会等相关行业组织，以便准确地反映有关各方的普遍呼声。过去，货币政策委员会中企业界代表来自国家经贸委，它是政府机构，是企业的监管者，无法真正代表企业界对货币政策的需求；银行界代表仅仅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对广大中小金融机构是显失公平的。再次，应当增加货币政策委员会学者委员人数，即从目前的１人增加为２人，同时适度延长学者委员任期，至少任期不短于官员委员。这是因为，官员的职位短期可能会发生变化，而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相对固定的。

　　（二）应增强中央银行大区分行职能

　　我国１９９８年成立的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预，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在行政级别上是正局级，但省级中心支行却只是副局级，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影响了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具体工作的开展。为便于省级中心支行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淡化直至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行政级别。而就其功能而言，省级中心支行及其以下分支机构的存在仍有必要，其工作重点应集中在联系对应地区的商业银行，进行信息收集和调查统计分析，为中央银行总行和大区分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面，过去中央银行总行放权不够，很少赋予大区分行制定区域性货币政策的权限，而大区分行在制定区域性货币政策时也不够积极。因此，在未来中央银行体制改革中，总行应当适当下放权限，分行则应积极主动，发挥区域性金融政策中心的作用。

　　应当肯定，中央银行大区分行体制的方向是正确的，它对减少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维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与人民银行总行相比，大区分行掌握更多地区实际情况，有利于中央银行因地制宜推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因此，大区分行体制决不应该半途而废。

（本报告执笔：王召）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