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 2003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分析

2003年“非典”的爆发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就是，看经济形势不仅要看GDP指标，更要关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如果要知道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如何，就必须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情况来谈，就增长论增长是不可能给出正确答案的。

1. 2003年经济增长基本指标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2003年前三季度指标，GDP增长曲线呈U字型，三大需求增长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从投资需求看,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30.5%，比2002年同期加快8.7个百分点，这是近年来少有的高速度。从外贸需求来看，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6.2%，比2002年同期加快17.9个百分点，这也是近年的最高速度。而从消费需求看，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8.6%，增长速度与2002年同期基本持平，虽然第三季度增长比第二季度增长加快了3个百分点，但也只是恢复到“非典”前的水平。消费需求增长比投资需求、外贸需求增长慢二十几个百分点也是近年来没有的。特别是与消费需求相联系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也不高，前三季度只有0.7%，但受投资需求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势头较猛。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三大需求的不均衡增长状态说明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定。由于2003年投资需求的迅猛增长，使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已达60%。这两个比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投资和外贸两个轮子，从短期来看，这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从中、长期来看，就可以发现问题很大。首先，一旦即期投资转化为供给的时候，现在的过高的投资需求是否会变成过剩的供给？因为目前中国的投资拉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市场信号。其次，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否有利于经济安全？特别是过分依赖少数贸易伙伴，更加大了外贸的不稳定性。作为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消费需求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消费需求上不去，最终也会拖投资和外贸需求的后腿。因此，消费需求长期低位徘徊，短期内GDP指标再高也不能乐观地断言经济就此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第二,高增长并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矛盾。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几个层次的结构矛盾，从大的方面看,有城乡二元结构，有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三极或加东北地区的四极结构等。从产业角度看,有三次产业结构、轻重工业结构等。从收入分配角度看,有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结构、城镇和农村结构等。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经济增长的三次产业结构极不均衡，前三个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比2002年同期加快1.8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增长2.8%，增长幅度与2002年同期持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幅度则比2002年降低1.2个百分点，5.4%的增长速度创造了近年来的新低。虽然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快，但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却远不如第一、第三产业，以致2003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也有“非典”的影响）。多年来政府虽然从宏观调控、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方面不断加大调整结构矛盾的力度，但为什么总是成效甚微呢？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深陷于GDP情结，很多时候政府把GDP指标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而抓GDP又很容易演变成抓项目、抓投资。实际上高增长与解决结构矛盾并没有直接联系，甚至投资的有机构成越高，越加重社会就业的压力，从而加剧收入分配或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矛盾。

第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导致了宏观调控力度的改变。2003年经济增长遇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难题就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这种压力倒逼宏观调控政策由稳健向积极转变。也就是说2003年货币政策的宽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03年没有外贸背景的外汇储备大约是外贸顺差的10倍以上，同时外汇储备的增长也创造了近年来的新高。过高的外汇储备迫使中央银行不断抛出人民币去收购，市场上流通货币的增加，企业或民间投资就分外活跃，从而直接拉动了经济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有市场需求的支撑？

第四,经济增长还没有步入稳定增长期。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步入稳定增长期，由于拉动增长的根本动力——消费需求增长还较慢，因此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又由于经济增长并没有解决或缓解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还有加剧之嫌），结构矛盾有可能反作用于增长，还因为增长的加速得益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因此增长还面临着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环境的压力。所以现在不是担心过热，也不是进一步追求更高指标的时候，而是要反省经济增长的质量，有质量保证的增长指标，才是可以放心的指标。

2.社会发展滞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一,“非典”暴露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2003年的一场“非典”就能使第二季度的GDP比第一季度低了2.4个百分点，说明高增长并不一定同步带动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发展的落后终究要拖经济的后腿。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在公共卫生建设上投入过低，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更是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使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卫生习惯长期落后于一些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以致在突发传染病来临时应对乏力。虽然最终我们靠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战胜了“非典”，但GDP指标的迅速下跌还是使我们看到了经济增长的脆弱基础，这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长期积累的问题通过“非典”在2003年爆发，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第二,登记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都呈上升趋势。2003年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是解决8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但从第一季度起全国登记失业率就比2002年底提高了0.1个百分点，第二季度进一步扩大为0.2个百分点，上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失业人口约800万。而到年底按国家统计局的预测，登记失业率将在4.4%左右。这个数字已超过国家统计局经济预警系统规定的红色警戒线，如果加上因“非典”而失去工作的700多万农民，实际失业率将达9%，再创近年来的新高。事实上一些大城市的登记失业率早已超过4%的警戒线标准，2003年的就业目标被大量地压到最后几个月去实现。总之，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动就业的高增长。例如北京市GDP的年均增长率在“八五”到“九五”期间分别是11.8%和10%，但就业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1.8%到0.9%，就业弹性系数由“八五”时期的0.15降至“九五”时期的0.09。北京市的数据来源于2003年7月24日中国新闻网。这些数字说明，经济发展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却在减弱，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趋势，关键是我们在很长时期里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三,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下降。2002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8%。而2003年前三季度上述两方面的数据分别只有9%和3.8%，第四季度如果没有新的调控措施出台，增长幅度也就是在这一水平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8%也是来之不易的，由于全面推开的农村税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及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农民收入保持了增长势头，否则在“非典”等问题的影响下，很可能就是负增长了。

第四,自然灾害频仍。2003年虽然没有出现大的天灾，但全国各地的地震、水患却持续不断，造成的损失也是惊人的。自然灾害固然难以避免，但我们抵御和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呢？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是否能适应抗灾和防灾的需要呢？各地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同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多大程度的相关性呢？虽然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数据说明这些问题，但从一年比一年范围更广，一年比一年更频繁的各种灾害的出现程度，也可以推断，中国在这方面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投入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投入亟待加强和提高。

以上对2003年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的分析，使我们感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还很不协调，尽管每年的GDP增长指标很高，但从社会发展角度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不高，这与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有差距的。所以对2003年经济形势的基本评价是：从短期看，经济增长走势良好，但基础并不稳固，进入高增长周期还有待时日，所以目前不存在过热问题；但从长期看，由于经济增长内部的主要拉动力量还没有真正启动，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还没有消除，又由于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因此经济形势长期走势不容乐观，过冷、过热的可能性都存在，特别是目前的经济增长质量还难以抵御国内外宏观环境的突然变化。为此，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没有必要悲观，关键是下一步如何走好。

二 对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1.宏观调控政策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做适当调整。

2.在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3.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

4.加强中央政府对全社会投资的宏观指导。

5.完善政府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目标。

(注：文中引用的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预测数据为蒋蔚青研究员提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中国网  200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