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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宪七大要点解读 贯穿“以人为本”
中国网 | 时间: 2004-03-09  | 文章来源:

[阅读提示] 修宪的七大要点

·“三个代表”入宪 ·征地补偿入宪 ·国歌入宪 ·“三个文明”入宪 ·人权入宪 ·私产入宪 ·“戒严”拟改“紧急状态”

征地补偿入宪 九字千钧重

对土地征用进行重大改写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与现行宪法相比,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条款中只增加了9个字,却涉及“征用”“给予补偿”等关键字眼,在宪法层面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可谓字字千钧重。随着这次修宪,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土地管理法修订也有望在年内启动。

世界各国经验证明,每一轮“圈地风”刮来,受到最大损害的便是农民和耕地。中国的“圈地风”近年来也呈愈演愈烈之势。

根据土地交易量估算,中国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至少在100亿元以上;耕地减少,粮食安全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浮出水面,目前中国每年建设占用耕地250万亩到300万亩,如果按人均一亩地推算,意味着这几年每年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

“公共利益不明”,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清,是导致乱占耕地现象泛滥的一个原因。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农林厅厅长刘立仁说:“草案中规定了‘征收’和‘征用’两种方式,虽然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但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改变,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这样修改有利于明确和理顺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征收、征用而发生的不同的财产关系。”

占用耕地多,补偿标准低,是被征地农民反映的普遍性问题。在陕西秦岭地区北麓,占地1000亩的豪华别墅楼群,每平方米售价达5000多元,而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每平方米田地获得的补偿只有几十元。

“征地方对农民的补偿太少,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仅靠点钱,根本无法维持日后生计。”一直关注土地滥征现象的河南代表王文超说:“这样容易形成社会问题,造成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

这次修宪关于对土地征用制度的修改,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其中,引入“给予补偿”原则,高度重视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

国外法律普遍规定,国家征用土地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目的,并明确限定为国防、政府设施以及直接的公用事业,如公共交通、环保等项目。中国对土地制度的修宪表明,即使符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目的而征用土地的要求,也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给公民以合理的补偿。

中央党校农业问题专家曾业松评价说,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土地价值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宪法关于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制度创新,将确保农民从土地的流转、投入与开发中获益。

伴随着这次修宪对土地制度的完善,新一届政府也把“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作为当前工作的着力点。2003年以来,从整顿开发区、叫停大学城,到暂停审批高尔夫球场,中国正对乱占耕地进行“铁腕”清理。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透露,中国将实行省以下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以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国土资源的宏观调控。可以预见,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将与这次修宪相伴而行。(陈芳、张旭东、谢登科)

三个代表入宪 顺应民意与时俱进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是与时俱进、顺应民意的举动,必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思想保证。

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入宪法,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湖北鄂州市委书记马荣华代表说,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升华的必然。他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进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容应对一系列重大事件,战胜了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党的十六大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过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是符合广大人民心愿的。

民营企业家王茂祥委员认为,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一重要思想必将成为指引人们战胜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记者李术峰、翟伟)

国歌入宪彰显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无论身处何处,只要听到这激昂的旋律,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早春三月,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将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雄壮的歌声似催征的战鼓,曾激励中华儿女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浴血奋战。今天,这歌声仍然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炎黄子孙奋发图强,建设国家。

人们不会忘记,《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血与火的艰苦岁月;人们更不会忘记,《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危亡时刻喊出的时代最强音。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3省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青年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这首歌很快就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战斗号角。

代表、委员们认为:把《义勇军进行曲》写入宪法,有利于维护国歌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义勇军进行曲》用音乐这一特殊武器,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独特作用。

有的代表说,先烈们曾经唱着这首歌浴血奋战,使民族度过了危难时刻,迎来了最终的胜利。今天,我们又一次万众一心,又一次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去年抗击非典,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不顾自己的安危,无私地奉献着。那场战斗,是同心协力、共赴艰难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再现。

1949年6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与会者一致同意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9月,毛泽东主席郑重宣布: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令人警醒、催人奋进的歌词不让唱了。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则修改了国歌歌词。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撤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委员所说,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实现独立和发展历程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体现了我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也是一个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记者翟伟、李薇薇、沈路涛)

三个文明入宪 协调发展进入新境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8日下午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宪法修正案草案说明时表示,宪法拟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代表委员对此反应热烈,大家认为,把“三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写入宪法,将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具有法律保障。

南存辉代表说,党的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本次修宪把“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就是要把党的主张和理论变成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代表就此评价说,我们国家宪法始终带有纲领性,纲领性就是通过指导思想而给定的一种目标,以作为国家的发展方向。国家的指导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必然引起国家宪法的某些变化。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应当在宪法中得到充分体现。

刘国信代表认为,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在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建设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这个社会和国家进步的水准和面貌。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后,把“政治文明”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一大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代表委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改革发展稳定从政治上、法律上提供保障。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国家权力机关来说,就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充分发扬政治民主,实行科学决策,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许崇德认为,胡锦涛同志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时,特别提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思想的充分肯定。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写进宪法,表明全面推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任务。

“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一经成为国家意志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中国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将揭开新的一页。 (记者 常志鹏)

人权入宪揭开我国人权保障新篇章

“新中国的宪法虽然历来对保护人权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但今天要庄严地写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它表明了中国对人权问题的极端重视。”长期从事人权研究的中国人权研究会名誉会长朱穆之说。

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

回顾历史,我国人权保护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旧中国毫无人权可言。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建立了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开创了中国人权发展的新纪元。此后,我国的人权保护也曾有过一段历史曲折。

1982年通过的现行宪法,将过去本属于最后一章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移至了总纲之后,作为第二章,突出了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条文也由原来的10多条增加到20多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基于这部宪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促进和发展人权的道路,我国人权状况由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同时,我国先后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生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去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履行这个公约的首份履约报告。这一切足以表明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当今世界人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时代的进步潮流,举世关注,从联合国到各国都在为促进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懈努力。”中国人民大学人权中心副主任谷春德认为:“这次修宪,拟用母法的形式明确确定保障人权,再一次表明中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努力扩大并增强维护、保障人权的范围与力度的事实,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我国人权事业不断进步的信息,必将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

这次修宪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草案不仅提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它修改的条款也有多处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保护,如征地问题、私有财产保护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修改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维护公民权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大学法学副教授戴仲川认为。

“毋庸讳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正处于发展和改善过程中,目前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人权保障工作任重道远。”谷春德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磊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旦被写进宪法,就会使我国在今后的立法和法律修订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人权的保护;会使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在执政执法过程中加强对公民的人权尊重和保护,这些都会使普通百姓的人权得到更加周到的维护。 (“新华视点”记者沈路涛、孟娜)

私产入宪 住房不能说拆就拆了

“穷人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则经典宪政寓言,强调的是社会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尊重乃至敬畏。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审议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引起会内外的热烈反响。

受“左”的思想禁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追求“一大二公”,哪怕是自己喂几只鸡、养两只羊,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长期讳言财富,最终必然是长期贫穷落后。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78年安徽农村“大包干”中一句话,拉开了中国石破天惊的改革大幕,激发出人们压抑已久的创造财富的热情。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20多年前还是个一无所有的“打铁匠”,而今他已是一个拥有100多亿元总资产、60多家公司的知名民营企业家,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数目十分可观。他动情地说:“过去说小河没水大河干,只有民富了,国家才会强大。如果老有几亿‘穷民’,‘国强’无从谈起。”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中非公经济已是三分天下占其一,居民储蓄余额也超过11万亿元。在全国人大代表刘卫星看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人、社会和国家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

有了财富,人们还渴望保护自己财富的法律。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有93%的城市居民希望通过修宪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通过修宪和立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成为顺应民心民意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一些法律中也有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规定,但不像宪法修正案草案中这样突出、全面。”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郑成思说。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让富裕的人们吃上了定心丸。”曾提交议案呼吁对私有财产进行宪法保护的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陆集团董事长王晶说:“对私有财产提供宪法保护,有利于人们增强对私有财产的安全感,有利于充分调动人们创业的积极性,充分启动民间投资,使资本不外流,放手发展经济,保证就业,惠及长远。”

私有财产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根基。然而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的界定不完全,仅列举生活资料,而没有包括生产资料。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通过修宪确立私有财产权,解决了市场经济中最敏感、最复杂的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问题,是顺应市场经济体制、顺应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让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受益者,因私有财产权入宪而受益的也必然会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近一直为房子拆迁而烦恼的北京市民李继河,就对这次修宪充满着期盼:“如果宪法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议修改,这将赋予每一位公民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尚方宝剑。我不点头,我家的住房也不能说拆就拆了。”

两次提出要修改宪法以完善私有财产保护法律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家底越来越殷实,拥有的财产越来越多,如股票、汽车、住房、存款、债券等。我们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定,并不只是保护有钱人,普通百姓的私有财产也一样受到保护。”

保护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无疑将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保护先进的生产力。“前几次修宪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化,这次修宪则是从国家根本大法这个层面认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财富的合法性。”郑成思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发展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助推器,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势必会更加充分地涌流。”

同为财富,有清有浊。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正华说:“我们要保护的是合法的私有财产,强调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如果一个人的财产是靠贪污、受贿、洗钱、偷盗等违法手段得来的,不但得不到宪法的保护,还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新华视点”记者 张旭东、邹声文、张建平)

“紧急状态”入宪 人民利益切实保护

今天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全体会议上,王兆国副委员长所做的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将“戒严”改为“紧急状态”;制定《紧急状态法》已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此举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紧急状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观察家说,根据中央《建议》,这次修宪把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大理论创新、战略性的根本方针反映出来,更贴近实际,与时俱进。在王兆国做的说明中,用了一页纸的篇幅解释“紧急状态”的规定,足见其在此次修宪中的份量。

专家指出,“紧急状态”是指对危及国家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危及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正在发生或迫在眉睫的紧急状态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往中国百姓了解的“戒严”,指的是对政治动乱、社会暴乱和其他严重骚乱等危急事态采取的措施。而“紧急状态”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相比较于“戒严”范围更宽,包括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经济危机等。

在一个法制国家,政府权力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权限和方式行使,“紧急状态”入宪,当出现社会危机事件时,政府需要一些特别的权力和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同程度地加以限制。“紧急状态”入宪立法,就把紧急状态下对政府授权和对公民权利限制与保障纳入法律调整范围。

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公共危机来看,“紧急状态”入宪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一九九七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人才安全、能源安全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过幸运的是,这些危机尚未在中国暴发。

此后,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中国暴发非典公共卫生事件,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中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使人们受到很大震动,加速了官方对“紧急状态”入宪立法的决策。同时,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地震、瓦斯爆炸、煤矿透水、井喷、火灾、水灾等事故,而主管部门在处理这些危机时,往往是临时处置型、应付型的办法,漏洞多,缺乏规则,已不适应处理目前频发危机事件的需要。因此,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紧急状态制度实属当务之急。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员莫纪宏说,建立紧急状态制度,有利于规范中国应急反应机制。首先,使中国宪法关于紧急状态制度的规定更加严密,为建立健全紧急状态制度提供依据。其次,有利于紧急状态制度立法的统一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再次,有利于在进入紧急状态时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增强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紧急权力的法律意识。

专家建议,中国急需一个“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内容应包括:灾害监测与预警、社会控制效能、居民反应、工程防御、灾害救援和资源保障等能力的评价。有消息说,国家正在着手建设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立体制完备、高效运行的社会统一的公共安全应急救援机制,组建快速反应队伍。

对于“紧急状态”条款写进宪法的意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安教授说,其根本意义在于保证现行宪法制度的稳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不因公共危机而动摇和改变宪法规定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任务。无论出现什么公共危机,都要全力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行。(中新网记者 朱大强)

新华网     200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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