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  /  修宪
保护私产终于入宪了
中国网 | 时间: 2004-03-16  | 文章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宪法修正案一直吸引着大家的眼球,而对于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入宪的审议更是引来众人的欢呼……

解读私产入宪

“保护私产终于入宪了”!曾多次提出修改宪法以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终于如愿以偿。

萧灼基肯定地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会通过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条文,将使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拥有了宪法的保证。民法、刑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宪法的庇护下将更完整、更全面、更彻底;而行政权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将受到宪法强有力的遏制,非经合法程序,私有财产将不再受到侵犯;受到侵犯时,也能寻求法律的救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私有财产在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上将获得平等的基础。这样的宪法设定,将使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由民事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从一般权利上升为基本权利,并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非常突破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姜恩柱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其实在现行宪法中,关于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已有过规定,那么此次修宪与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些人之所以对私产的保护产生各种疑问甚至有着各种错误的理解,这都是缘于没有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没有去认真地解读法律条文。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去解读、对照过去与现在的条文,那就会发现哪怕仅仅是几个字的改变,意义却完全不同。”中央党校法学教授、中国法理研究会副会长卓泽渊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现行宪法第七条说,“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而第十一条则说,“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因此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的经济似乎有微妙的差别。

宪法第十二条中说,“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第十三条则说,“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因此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地位似乎也有微妙的的差别。而“财产权利”则是现行宪法中不曾出现的句子,鉴于目前我们的法律规定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却对“公共利益的需要”未做详细的界定,因此强调“私产入宪”可以使得我们从宪法层面上分清公产和私产的边界,使得对合法财富的差别待遇得以消除。

当前对公民财产的侵犯最严重的表现是城市拆迁和对农民的土地征用。老百姓的房子说拆就拆,而且给予极不合理的补偿,甚至有的做法违背了有关法律法规,造成社会矛盾。因此,私产入宪,最关键的是要防止某些权力对私产的侵犯。把保护财产权利确定为一条基本的宪法原则,然后再根据宪法制定各种法律和行政法规乃至政策。现有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而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仅仅多了这么几个字,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却大不一样。

“现行宪法有关私有财产的规定,仅仅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层面强调公民的的财产保护,而此次的修宪却增加了对公民私人的生产资料、非劳动收入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不禁对《中国经济周刊》感叹,“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听习惯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诸如此类的词,当今天听到强调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时,当然也会有人不习惯,并且认为这会影响整个社会财富的保护。”

保护私产就是保护社会财富

比尔·盖茨的私有财产已达到400多亿美元,真正的富可敌国,但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一个人占有这么多的财富而变穷。相反,从实际意义说,他所拥有的私有财产是作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在源源不断为社会进行再生产,比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在帮社会创造并有效率地管理财富。再从深一层来说,如果没有对私有财产有效保护所带来的激励,比尔的这些财富也许很难产生。

这个例子说明,在有效的财产保护制度和自由交易存在的基础上,私有财产和社会财富并不是对立的,从一般意义上讲,两者往往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财富的私人占有,并不会减少社会共同财富。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社会财富,那种试图通过剥夺私有财产来增加社会财富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往往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

而目前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公民拥有了越来越大的私有财产,如房产、汽车、储蓄和债券等,有动产也有不动产,有生活资料也有生产资料。因此,物质生活与社会财产状况的变化对于法律保障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宪法》应进一步加强对私权的保护。可以说,不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不利于中国经济和财富的进一步增长。

“事实上,私有财产本身就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并非只有公有财产才是社会财富。个人在增加自己私有财产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由私有财产参与的社会再生产本身就是为社会生产财富。这正是亚当·斯密所主张的: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促进了全社会的福利。” 保育钧说。

可以肯定,比尔以经营自己私有财产的方式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他把私有财产奉献给国家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贡献,也即私有财产是公有财产乃至整个社会财富的源泉。

非公经济有利于公有制经济

此次宪法修正案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就是进一步明确对发展非公经济的方针:“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公有制的关系问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举行的非公经济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从企业角度看,一个是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看。

从企业角度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过去法律禁止进入的领域,竞争必定加剧。竞争加剧的过程中,如果效益不好的一些国有经济、公有制企业垮掉了、倒闭了、停产了,这是正常现象,就像民营经济中也有一些企业效益不好被淘汰一样。

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来看,更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第一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个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否定私营经济到默许私营经济,然后从默许到承认,从承认到现在有限度的鼓励,这其实也是在私有财产保护上的一种进步。更重的是,这也是二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据地税部门200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北京市地税局共组织税收收入544.6亿元,其中非公经济税收收入401亿元,占到全部收入的73.7%,已经超过全部收入的7成。

但这还远远不够,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的“2002各国经济自由指数”,把各国的产权保护情况的好坏由高到低分成五级,中国仍为较差的第四级。我国目前资本外逃现象也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些是非法取得的财产,但也不乏大量的合法财产。

“非公有制经济对公有制经济影响总体上对公有制经济是有利的。”厉以宁认为。

第一,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到过去法律禁止进入的领域以后,竞争加剧,会迫使公有制企业产生紧迫感,让其感到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依靠改革才能提高自己的效益,这种长远发展对公有制经济是有利的。

第二,国有企业竞争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而非公有制经济为国有资产的重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国有资产重组如果取得成绩的话,公有经济不就壮大了吗?

第三,公有制形式正在多样化,股份制是今后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所以民间资本的介入,实际上意味着这种混合经济的形式正在发展,这也是公有制的新形式。

总体来说,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促进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建立。

在谈到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障碍时,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杨崇春认为,总的来看,对于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现在是放宽了,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企业在进入市场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障碍。

任重道远

“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已被载入宪法,这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一件欣喜的事。今年3月份,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700位市民作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赞同修宪,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仅有7%的居民表示反对。

“但是还应看到宪法确认保护私产仅是第一步,私有财产权保护还亟待落实。”中央党校法学教授、中国法理研究会副会长卓泽渊坦言。

要真正对私有财产保护,首先,要破除关于私有财产和社会财富的不正确和有害的观念,例如,认为可以通过剥夺私有财产来增加社会财富;认为个人占有私有财产就意味着社会共同财富的损失;认为只有公共或国家财产才是社会财富;认为一部分人贫穷是因为另一部分人富裕。这些观念曾经并还在阻碍着全社会致富。

目前,还需要建立有效保护私有财产的整套法律制度。第一,要对以前的对民营财产的有限保护的法律条款都要修改,真正实现私有财产与其他财产权利的同等化和平等化。

第二,在相关的民事立法中,应该把宪法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具体化,在已有的民法通则中加进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规定,在我们正在拟制中的民法典中应该有完整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

第三,在打击侵犯财产权的违法犯罪的法律规定,应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上升到与保护其他财产权同等的法律地位。

卓泽渊同时认为,我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核心在于,保护公民对生活资料的充分享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制度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为了防止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对劳动者本来应得的生活资料的剥削。我国现阶段之所以要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也是为了解决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丰富公民的生活资料。

伴随着在两会上对私产入宪议案的讨论,有这样一种声音始终出现:私产入宪和穷人无关,它只是在最大限度地体现富人的利益,那么真的和穷人无关吗?

私产入宪与“贫富”无关

春风再次吹绿路边的树木时,李福生终于可以舒展眉头回到了家乡—贵州省六盘水地区的一个小镇。自2003年年初,当地政府以开发为名,为了征用李福生土地而推倒其房屋开始,李福生便走上了上访的路。

“我不愿走这条路,但没有办法,失去土地,我就失去了饭碗。”李福生无奈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到,“这一年来,我吃了很多苦,有几次差点要放弃,我想家想亲人,但再仔细想想回去怎么办?什么都没了,回去怎么面对老婆孩子啊。”说起这一年来的经历,李觉得心酸。

“可是我咬牙坚持下来了,这是因为我相信一定能找着说理的地方。”李福生终于如愿以偿,2004年2月中旬,他的上访得到了回复,至记者发稿时,李福生已踏上了归乡的路途。临走时,他高兴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他原有的两间土房已换成两间新砖房,并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补偿。

像李福生这样的农民并不少见。近年来,在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各地大搞开发区的环境下,在农村存在着大量以开发为名义圈地的事实,不管农民是否愿意,廉价占用其土地,所给的补偿费甚至有被克扣的现象。

其实除了农村,在城市,以旧城改造、修建形象工程等名义征地拆迁而损伤居民利益的事件也并不少见,据信访部门透露,目前,城市拆迁问题已成为群众信访反映的焦点之一。很多地方政府按地方行政法令低价收购土地后高价转手给开发商,甚至有些地方此项收入成为其“第二财政”,而真正落实到拆迁户手中的却仅有那么一点点。

拆迁户的生计

当前,城市拆迁和对农民的土地征用可以说是对公民财产的侵犯最严重的表现。老百姓的房子说拆就拆,而且给予极不合理的补偿,多是根据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甚至是城市的一个拆迁办法。“这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没有从宪法上给予私产真正的保护,从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权力对私产的侵犯。而私产入宪最关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的蔡定剑指出。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这些年,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由于处于弱势地位成为最大的受害群体,究其原因,就是私权没能从宪法的高度得到制度保护和价值肯定的结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保育钧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下岗者“买单”?

改革历程中的暴富阶层及日益贫困的无权势群体形成、目前社会上讨论很热的两极分化等问题,实际上与国有资产产权不清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不公的根源,不是太强调私产,而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够。

现在国有资产重组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改制企业中职工利益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源头在哪?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清。一些改制企业不能认真履行改制方案、转股资金不到位、利益分配不兑现、职工的各项保险不能得到维护和保障,在改革过程中各相关政策文件不对职工开放,实行暗箱操作,严重侵犯了企业职工的利益。

当然,任何社会要进行改革都必须付出成本。那么改革的成本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呢?保育钧是这样解释的,按我们现在流行的“减员增效”的改革办法,显然其大部分改革成本由下岗者承担了,而这部分人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当初的工作生活都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甚至干什么工种也是安排好的,而其所从事的工作多具有资产专用性。现在要发展了,不需要这种工种了,他们就成了冗员,要被裁掉。这无疑是对他们的专用资产这项财产权的剥夺。这样让一部分不幸的下岗人员承担改革的成本显然不公平。

据国家统计局透露的信息,我国失业人口600多万,实际上加上漏登的失业者和由于工厂濒临倒闭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数,中国目前的失业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庞大的失业人群已成为社会隐患,国家对这部分人的私有财产保护,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创造财富的机会显得尤为重要。

仅是富人的定心丸?

有人问道:“是谁主张将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不是工人、不是农民,而是工业与商业的联盟,这是一个百万富翁的俱乐部,他们有些是改革时期以各种非法手段爬上上层的。就像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一样,中国国营企业私营化的所得收入往往流入了省政府和党组织里当权人员的口袋。”

对于私产入宪的争论,最大的焦点就在于,对私产的保护只是富人利益的体现,与穷人无关,这会加大社会的不平等因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实质上是人们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认识模糊不清所导致的。

“有些人既没有认真看法律条文,还作错误的理解,所以,就有了社会上的这些流行概念,保护‘私产’就是保护富人的财产,是富人才需要的东西,呼吁‘私产入宪’就是呼吁保护富人,这是非常荒唐的,私产入宪使得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既有合法财产得到了保护,而非法财产并不会因私产入宪而合法化。”保育钧说到这有些激动。

现行宪法有关私有财产的规定包括:“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以及“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可以说,现行规定在私有财产的保护范畴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公民私人的生产资料、非劳动收入和知识产权没有进入保护的范围。”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唐海滨坦言,“而私产入宪最重要的在于保障公民合法获得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应该说,的确存在未来修宪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保育钧则认为,富人并不是从来都富有,穷人也并不是就一定只能是穷人。私产入宪只是从根本上保护了人们的合法财产,它最大的意义就是鼓励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私有财产保护要放在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的大背景下,现在社会上普遍认为私有财产保护只是在保护富人的财产的观念很狭隘。财产权、生存权、名誉权不能抽象地谈,需要植根于民间。财产权保护是要保护人平等创造财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和自由。

私产入宪不仅是富人的定心丸,它也是穷人的福音书。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财产权是其它一切自由的前提,一旦财产的保障失去了,其他的权利、自由也就很难保住。无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这一点是一样的,从边际效益上来说,可能对穷人的意义更大。

“私产入宪,从本质上来说,量大面广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保育钧说。

在英美法的法谚中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被形象地概括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很好的说明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即使是居住在风雨飘摇寒舍中的穷苦人,财产权也使他完全有权抗拒国王的擅自闯入。

财产权与财产的配置是否平等与穷人富人均无关系。乞丐的馒头与贵妇人的钻石项链失去了财产权的保障,它们都有被抢走的危险,不论馒头与项链的价值上有多悬殊,乞丐与贵妇人的社会地位有多悬殊,馒头与项链作为财产对自由与人身安全的指标意义却是一样的。

在私有财产权得不到充分、公正的保护的时候,受损害最大的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穷人。掌权者当然可以用权力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富有者也可以通过将财富与权力结成密切的关系谋求保护,唯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要么靠政府的公平、法律的公正、税制的合理来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维护他们最起码的尊严和独立;要么为了自由,群情激愤,起来抗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与动荡。

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说,“一个社会如果穷人占多数,社会是不稳定的,只有中产阶级占到多数才可能稳定。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简单: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财产,特别要保护穷人的财产,因为他们是社会中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人群,而且也只有这样,穷人才有可能慢慢地变成中产阶级。”而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仅占人口比重的16%,离30%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在这样一个培育过程中,对穷人或者说对弱势群体的财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入宪只是一小步

两会上提出的私产入宪的草案,其中第13条写到: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这让大多数的人感到欣喜,但应看到私产入宪和民法典的制定还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过程。

“入宪只是从源头上解决了民众的私有财产保护问题,真正切实的保护老百姓的权益还是要落实到执行上。从整个过程看,入宪只是私产保护的一小步。从深层次来说,我们的民众需要培养保护私产的观念。还要强调的是,各界不应炒作这个问题,应当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不然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保育钧严肃地说。

私产入宪激增民企信心

经过十多年打拼,河北唐山的徐仕杰白手起家,逐渐积累下一笔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财富,购了房,买了车,从一个普通百姓成了一家民企负责人。作为百姓眼中的民营企业主,徐先生也有自己的苦衷:“河北廊坊某大学城拖欠了我600多万元的工程款,法院已经判决,可我就是拿不到钱!”听说“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载入宪法,徐仕杰十分兴奋。他说,若能要回600多万元的工程款还将继续投资。

不再怕富

据统计,现在的中国有57%的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此次私产入宪明确提出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这令民营企业家欢欣鼓舞。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认为,让民企不怕富,更多人才会想方设法“奋斗致富”,从而催生出更多的中等收入人群,最终必将促进共同致富。宗庆后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社会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将大大增加。因此,保护私财非但不会拉大贫富差距,反而只会有利于社会稳定。

江苏梦兰集团董事长钱月宝告诉记者,目前有不少民营企业主不敢公开财产,也不敢把企业做大,因为他们担心财产安全问题,担心“树大招风”,有的甚至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减少在国内的投资。这对国内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此次私产入宪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全体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赋予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同等地位,体现了财产的平等权,其中“合法”二字最关键。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要协调发展,个人不能漫天要价,政府也不能漠视个人。“‘公私’发展一盘棋,我们好比吃了‘定心丸’,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建设和扩大生产。”

成为平等财产主体

“如果大家早点提高民营企业主的地位,我的今天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29岁的刘习向记者诉说了当初办民营企业的艰难。6年前,刚大学毕业两年的刘习四处筹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做电子产品的贸易代理公司,“那个时候太年轻了,觉得做什么都不在话下,生活里只有阳光。”

刘习的高兴劲很快就被粉碎了。他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开公司和以前在国有企业上班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存环境。他要跟税务、工商、卫生……各个部门打交道。令他无法忍受的是,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看他的那种眼神,“总觉得你在拼命求他们,他们是爷爷你是孙子”。

最令刘习难忘的是一位居委会的老大妈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有什么可狂的,像你们这种人在1949年前就叫资本家。”尽管当时付之一笑,但刘习心理的疙瘩却一直没有解开。

“原本以为有钱就好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这种人说得明白一点,有点小钱,谁都不会把你当一回事。甚至在我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我就是一个‘摆地摊的’。”2001年,刘习关闭了公司,考入了一家大学主修法律。去年,他硕士毕业后又考上了国家公务员。

现在在国家机关上班的刘习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文件等着他处理,“但我有时候还是想,我们的社会环境应该对搞企业的人宽容一点,特别是民营公司,要想站稳脚跟真的很不容易。在很大程度上,民营企业家们需要的是国民待遇。私产入宪,我真的很高兴。”刘习表示,今后要重新创办一家民营企业。

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教研室主任辛逸认为,改革开放前,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禁止私营经济的存在。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在几次修宪中逐渐得到承认。此次私产入宪,表明国家将给民营经济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必会迎来又一个春天。

消除后顾之忧

“消除民企的后顾之忧,也是民企重树信心的重要一环。”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说,“当前大陆上的民营企业家不是旧社会资本家的延续,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保护私产入宪之后,可能为彻底解决财富原罪问题找到突破口。目前社会上讨论的财富原罪,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其实在一个社会的原始积累阶段,原罪的问题总是存在,不管这有多么的不合理、多么的不公平,原罪问题总得解决,一个社会总不能够永远让拥有财富的人处在一种不安的状态下,总得有一个追溯的时间界限。”他认为,现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了,就应该尽快确立和完善财产登记制度,尽快以成本最低的办法,完成私人财富的合法化。”他说,只有尽快了断这个问题,才有可能防止新的原罪,才可能遏止民营资本的外流。

改变财富观

此次私产入宪后,民营企业家的某种财富观也将得到改变。私营企业主可以名正言顺地谋求自己财产的增值,而且增值财产同样可获得法律的保护。

中国大陆“首富”刘永好从饲料行业起家发展成为经营房地产、高科技、化工、金融等多项产业的新希望集团,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风雨成长历程的见证人,刘永好的成功反映了中国民企在不断壮大。刘永好说:“小时候,对于财富的梦想就是每周吃一次回锅肉。”他下海从商后,从用一年时间成为“万元户”到后来发展到拥有上千万资产,开始发现个人生活上的欲望已经满足了,接下来更多的就是“对事业的爱好和感觉”。

近来,社会上关于所谓的“藏富”和“仇富”的话题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对此,刘永好说,有些媒体炒作少数不法“富人”涉及腐败案件的新闻,不少的影视、文学作品也将腐败与“非公”企业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造成了“富而不仁”的误导,这是对财富的不尊重,也是对通过合法经营获取财富的民企的不尊重。刘永好认为,这种现象的更深层原因与历史有关,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轻商”的国家。他认为,在当前,“轻商”观念对国家经济建设不利,对提升商人的投资欲望不利,对营造国家的现代商业氛围不利。因此,国家还应该引导社会正确看待私有财产和富人。

刘永好认为,私产入宪的好处还在于给民间资本以信心,进一步激发他们创造财富的活力。“过去,因为持有的资产没有法律保障,民间投资者多少存有担忧,害怕企业做大后资产所有权出问题。所以,改革开放前期才会出现许多民企带上‘红帽子’的现象,才会有‘假国营’、‘假集体’和‘假外资’。”刘永好说。而现在不同了,随着国家对“非公”经济政策的逐步明确,以及私产入宪,相信今后民间资本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投资冲动,这可以说是民企重树信心的一种强烈表现。

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3月16日

编辑信箱 ] [ 打印文章 ] [   ] [ 关闭窗口 ]
国内新闻24小时排行
国际新闻24小时排行

Manufacturers, Exporters, Wholesalers - Global trade starts here. 阿里巴巴中国
阿里巴巴公司库
商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