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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出版社隆重推出《爱泼斯坦回忆录》
中国网 | 时间: 2004-05-12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国际视角中国情愫

如果您对与斯诺齐名的外国记者如何客观报道并亲身体验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大事很感兴趣;如果您很想知晓爱泼斯坦与宋庆龄如何建立了几十年极其信任和欣赏的深厚友情;如果您对战地记者如何在硝烟中采集新闻的经历充满好奇;如果您想知道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历史的转折中通过亲身采访延安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如何对前途、对未来的方向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如果您想知道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如何在哈尔滨、天津租界地度过青少年时光,后来加入中国国籍,用一生的经历实现“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这种亲切而有力承诺的;或者您仅仅希望静下心来,和一个智慧的世纪老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建议您,在一个午后或者宁静的晚上,倒一杯清茶,品读一下这位年近九旬的不凡老人的回忆录——《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爱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而且是长期以传播中国为己任的中国特别公民和优秀共产党员(爱老还有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叫艾培)。爱老的这本回忆录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本积淀很深、内容极其厚重的回忆录。书中以爱老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贯穿其中的有如何同法西斯艰苦危险、斗智斗勇的战斗,同时还收录了一些包括爱老自己所写非常珍贵的通讯稿和史料性的文字,这些不仅让我们体会到爱老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准确用词的魅力,同时可以学习他那种生动、凝练、重视描述事实的优秀报道风格。爱老通过自己的文字,不断地向全世界传播着一种积极的、坚韧的中国人民的境况。这些文字,即使是60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让中国人倍受鼓舞。而这也正是全书的基调。

值得一说的是爱老与宋庆龄的深厚友谊。1938年广州沦陷前,宋庆龄曾有两次广州之行。作者称“她不仅使全城受到鼓舞,而且我同她的会见成为我自己以后整个生涯和活动的分水岭。”“我在广州停留期间,具有高度原则性、受人尊敬而又气质高贵、风度优雅的宋庆龄两次来到广州。”从这个时候开始,宋庆龄与艾培建立了长达40多年的友谊。

宋庆龄生前曾经表示,只有爱泼斯坦是她信任并可以为她作传的人。为这样一个与中国以及世界许多重大事件有着联系、同时品格又如此完美独特的伟大人物作传,可以想象,是何等的崇高和艰巨。为了完成一部五十万字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爱老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为印证史料、访问有关人物,他不知道跑过海内外多少地方。而两人间这种极其信任的革命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历程和共同的崇高理想上的。

此次在《见证中国》一书中,还收录了爱老首次发表的一篇散文《为宋庆龄守灵后的感想》,感人至深的写道:她安卧在花丛中仍像生前那样沉静……在过去的70年中,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斗争她不是亲自参加,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斗争她不以她的努力和勇气作出贡献……她已近90高龄,但看上去永远绽放着青春的柔和光辉,不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是的,她即使是在长眠中,看起来仍不过像是闭上眼睛作片刻休息……看到她安卧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红旗,我没有想到要对她说:“安息吧!”我只能说的是:“工作下去,战斗下去,无与伦比的同志。” 这是她肯定会做到的——在熟悉她的那些人心中,在今天“六一”儿童节前来向她告别的千万儿童心中,在尚未出生的许许多多孩子的心中,在未来无数代人的心中。

如果说,一种极其艰苦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岁月可以成就一位名记者,从《见证中国》一书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一名记者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是如何凭借与延安领袖人物的接触,从而判定自己的信念和奋斗方向的……1944年作者访问了毛泽东,这样评价道,“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毛泽东对美国的“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比当时为多家传媒撰稿的作者还要熟悉,作者说“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作者甚至记下了“毛泽东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等等有趣的生活细节。同是1944年,作者离华时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作者这样写道“他的话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看清楚在众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事物发展的主线——至新中国诞生而达巅峰,这个新中国已不再像过去一百年中那样,是世界竞技场中被争夺的玩弄的对象,而是这个竞技场中的一名主要选手。”

由于该书出自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一个国际新闻战士,在不同的章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爱老站的高、看的远,怀着国际主义情怀来分析中国发生的大事,对事件描述时采用严谨而客观的态度。为报道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和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爱老于1955年、1965年、1976年、1985年四访西藏,亲身经历使他总结西藏的变化:从西藏同中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从社会形态的转变、从奴隶主对农奴施加残酷的刑讯到新中国三代藏族干部逐渐实现政治上的平等……作者还用自己的深入调查驳斥了诸如“旧西藏尊重人权、汉族人在西藏‘压倒’了藏族人等谎言。”这样的言之凿凿,这样的铿锵有力,让人有酣畅之感,更有助于全世界人民明晰事实真相,粉碎别有用心的阴谋。

即使是爱老这样的人物,也未能逃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厄运。他和他的妻子邱茉莉,被“四人帮”以“国际间谍”的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在每日吃“窝窝头或棒子面粥,有一小块腐乳(它富于维生素)”的环境下,作者写到“被剥夺阅读的权利可能是使人在单独监禁中精神失常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如此。”但是,作者的生活的态度始终是坚强的、积极的、向上的。“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印刷品是监狱发给我的牙粉的包装纸。十分幸运,包装纸是五颜六色的,我把它放在墙上有点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仅有的艺术欣赏。”这样坚持着的爱老终于等到了《人民日报》的发放阅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这对我提高中文水平大为有益。”他就这样怀着对党、对中国人民的信任,坚持着、忍耐着、乐观坚强地度过了狱中岁月。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得到的不仅是对文革的理性认识,还有更多鲜活的感性认识。

贯穿全书的,还有一种爱老特有的幽默。他很多时候总能够用一些非常生动有趣的描述方法来吸引读者。比如在从重庆赴延安这一节中,作者记叙了国民党当局向外国记者灌输“赞扬当地形势,并谴责共产党”时,安排一个代表团欢迎,“一个穿着贵重的丝绸马褂的‘农民’代表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他为了消除我们的怀疑,用他的手杖演示,他在田地里是如何使用锄头的。”作者不再赘述,读者已经了然于心,类似这样的幽默,书中还有很多。然而,对于有些问题的评论,爱老的忧思和幽默结合起来,读后让人喟叹。“多年来,我常把我因无国籍带来的麻烦当成笑话讲,以显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早期,世情是多么蒙昧。但到这个世纪的末期(笔者注:该篇写于2000年),我的幽默感消失了。全世界的难民队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无国籍——又在冷酷无情地增长着。”

此外,全书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作者用一种轻快的笔调,介绍了一些对中国读者虽然很陌生又非常具有知识性的东西:作者饶有趣味地比较了中国的维新派和犹太人的“启蒙运动”的相似之处;犹太人在二战中如何流离失所,成为没有国籍的人;犹太教世代相传的“割礼”的习俗和宗教生活;旧中国租界内的境况;英国进步乡绅的生活和思想变迁……这些足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和持久的对相关知识的探究感。(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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