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旧址

武汉，万里长江和汉水在这里交汇，形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1926年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把武汉从旧军阀吴佩孚手中解放出来。1927年元旦，广州国民政府迁来武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会址：武昌高等师范第一小学）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但是没有提出反对国民党右派、推进国民革命、挽救中共危局的有效措施。陈独秀仍然被选为总书记，右倾投降主义仍然统治中央，直到7月中旬中央改组。

1927年8月7日，按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审查和纠正过去的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当时的汪精卫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制造“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落网”的白色恐怖，武汉反共空气异常紧张，因此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会议只开了一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以及上海、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举行。

会上，罗米那兹做党的过去错误和新的路线的报告与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做将来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他强调今后要以军队来发动土地革命，策略是独立的工农斗争；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即工农代表会议]的口号），但共产党要占多数，使之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乡村则要建有农会。

会议指出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是：(一)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退让投降的政策；（二）在革命武装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三）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纲领解决土地问题；（四）党内缺乏民主生活。会议指出：“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毛泽东出席会议，他在发言中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要高度重视军事运动，“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第二，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小地主的标准，建议对农村阶层进行区分，对他们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

八七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7月20号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的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指出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族祠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应该减租。会议做出这样的规定，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选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必须与农民武装暴动相结合，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会议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被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八七会议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召开的紧急会议，当然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对当时反革命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足够退却的重要性，导致了之后盲目出击的左的错误。在批判大革命期间的错误时，主要追究陈独秀个人的责任，没有从思想、理论和党的领导机制上寻找原因，使错误的思想方法依然存在，导致不同的领导人依然犯根源相同的错误。会议还片面追求党的高级领导的工人成分，助长了排斥知识分子干部的错误倾向，给以后的革命造成了损失。会议制定的土地政策中阶级路线不清晰，武装斗争仍以城市为中心，这都是亟待改正的缺点。

但是，八七会议的功绩是巨大的，它在极为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及时为全党提出了正确的革命任务和奋斗方向，使全党没有为白色恐怖的笼罩而惊惶失措，而是重新鼓起了前进的勇气，推动党的革命事业继续走向新的胜利。（陈锋）

中国网   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