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坐落在贵州省的北部，北倚娄山关，南临吴江天险，为川黔咽喉之地。1935年1月7日，被迫长征的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几天后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此召开，终于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被迫长征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严酷的形势中，逐渐滋长了急躁、盲动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能正确从实际出发制定革命策略，另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错误的指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列席了会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他做了长篇发言，宣讲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宣称应该全面改造党，以完全听从和彻底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米夫长驻中国半年扶持王明，因此六届四中全会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开端。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以“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没有“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他把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他认为中国当时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在同时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他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直接的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因此要实现湘鄂赣等省的革命首先胜利，进而推进和争取全国范围的胜利。

他坚持城市中心论，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的新革命高潮，其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因此，组织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他虽然也表示也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的作战规律，指责红军没有很快建立一个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根据地，认为这就是最大的右倾。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要富农分得较坏土地等“左”的主张。

在党内关系方面，王明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还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机械地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打击和歧视知识分子干部。

“左倾”路线在各地的推行，使刚复兴的革命力量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上，中共中央遭到破坏，1931年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三人任中央常委。王明于10月到了莫斯科，周恩来12月到了瑞金。博古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的绝大多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在中央根据地，从“赣南会议”开始，王明路线得以直接推行，毛泽东遭到排斥，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问题的发言权。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博古将反“围剿”的决策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照搬苏联红军正规作战的经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向国民党正规军“短促出击”，红军损失惨重。

1934年1月中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决定“苏维埃道路和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直接的革命形势存在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党深入推广工农民主专政的任务；集中火力反对中间势力，在反帝斗争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当前主要的是反“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全面错误的思想和政策，是王明路线的发展的顶点，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离南方根据地进行长征。

革命的惨痛损失，使广大红军官兵认清了两条道路的抉择，在长征出发的路上，对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怀疑、不满和批评与日俱增，有的高级干部甚至与李德发生了激烈争论。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遵义老城子尹路原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今红旗路80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主题是讨论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博古做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推卸指挥责任；周恩来做副报告，指出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的失误，对中革军委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张闻天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错误；毛泽东对李、博的军事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与会人员大多数同意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遵义会议最后做出四项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进行适当分工；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决定的负责者。2月5日，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2月8日，张闻天起草《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着重分析了“左”倾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战略战术的基本错误，指出主要责任在于博古、李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3月4日设置前敌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根据党和红军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中央的组织路线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走向胜利。（陈锋）

中国网  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