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

1975年10月3日

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强调要学习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①。吃饭时,同大家交换对前一天晚上看电影《春苗》②的看法,对影片中批斗“走资派”表示不满。在谈到话剧《万水千山》时说:《万水千山》受到虐待,找不到好的戏院演出。

△ 上午,会见日本前外相小坂善太郎③和夫人。在谈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指出:日本现政府究竟是三木首相做主,还是别人做主?难以理解为什么三木首相④实际上连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都不能坚持呢?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日本一些外交官说什么用中国这个棋子对付苏联,用苏联这个棋子对付中国。这是搞外交手法,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现在,中日双方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就是个决断问题。日本政府认为现在不行,好吧,等一下,一年不行,一年不搞也可以,三年五年不行,三年五年不搞也可以。我们这个话的意思:第一表达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不能改变;第二并不表明我们不希望早日缔结这个条约。我是考虑到双方存在距离说这个话的,不行有什么办法?不能强加于人。过去我们总说,中日两国的关系没有民间推动不行。看来,和平友好条约的事还是要民间推动。在客人提出能否设想在霸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上加些解释时指出: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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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文件。

② 《春苗》,是“四人帮”控制制作的宣扬与“走资派”斗争的一部故事片,1975年国庆节在全国公开放映。

③ 小坂善太郎,日本自民党人。当时任众议员。

④ 三木首相,即三木武夫首相。

1975年10月初

在住处接见张廷发①,听取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情况的汇报。在谈话中指出: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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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廷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

1975年10月5日

阅胡乔木改写、本月四日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名义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拟同意,请主席批示。”六日,又在毛泽东圈阅后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

△ 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关于十年规划①几个问题的汇报要点》。二十五日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汇报要点。经多次讨论修改后,形成《一九七六——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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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制订发展国民经济十年长远规划的任务。1975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拟订长远规划的补充通知,提出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以后,在调查研究和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国家计委草拟了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

1975年10月6日—9日

接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①,并举行三次会谈。六日晚,主持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讲话。七日上午,在会谈中指出:我们同南斯拉夫有许多共同点,有许多值得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高度评价南斯拉夫政府采取的不结盟政策,高度评价铁托②总统讲的“南斯拉夫谁也不怕”这句话。南斯拉夫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抵抗一切外来势力的干涉、颠覆,甚至是进攻。我们同你们有共同的信念,只要一个民族是团结的,有坚定的信心和明确的方向,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们屈服。八日上午,在会谈中概述了近二十年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毛泽东主席在最近几年仔细研究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看法。一个是关于世界战略的规定和力量划分问题,一个是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问题。我们对三个世界划分的概念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世界战略的规定。第一世界同第二世界的关系是复杂的。第二世界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但在反对两霸的斗争中,第三世界作为主力军在某些点上有同第二世界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随后,陪同毛泽东会见比耶迪奇和夫人。八日下午,在谈到不结盟问题时指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第三世界是多样的,不结盟国家也是多样的,不同的是,第三世界开不成会,不结盟国家有一个会。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没有任何损害不结盟运动的言行,没有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反对不结盟国家这个概念,这同我们讲的第三世界概念并不矛盾。八日晚,出席比耶迪奇举行的答谢宴会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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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杰马尔·比耶迪奇,当时还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

② 铁托,即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南斯拉夫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975年10月7日

阅本月五日王洪文关于中共浙江省委处理张永生①问题致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的信,并写了批语:“此事在政治局五日会议上议过。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对张永生,政治局会议上,大家认为也以调至其他省份劳动为好。但也要准备张永生连中央决定也不听,到时再说。”王洪文在信中写道:“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关于对张永生处理问题,我意见可同意浙江省委再次提出的,调离浙江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到别的省劳动学习。”张春桥、纪登奎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毛泽东均阅看了王洪文的信和邓小平的批语。

△ 晚,会见英国保守党上院领袖彼得·亚历山大·鲁伯特·卡林顿勋爵和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埃·德雷克爵士。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自己有自己的条件。因为我们人口多,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你们西方的水平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在谈到核战争和常规战争问题时指出:现在人们有一个概念,说什么叫战略武器,好像只有核武器是战略武器。我们看这个概念不一定准确。如果是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战略武器了。恐怕常规武器也是属于战略武器的范围。所以,不但要着眼于核战争,还要看到可能打常规武器的战争。我们对欧洲的团结、欧洲的强大是采取积极态度的。欧洲本身的团结、欧洲本身的强大,不单对苏联是一种制约力量,而且同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也需要欧洲本身的团结。所以,我们积极评价你们通过公民投票留在了共同市场②。西欧还需要在联合的道路上前进,这当然是困难和复杂的,但看来必须走这一条路。

△ 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期间多次讲话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③一文初稿完成。《总纲》从理论上对“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了阐述,并阐述了各项工作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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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永生,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当时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10月调离浙江下放河北农村劳动,在王洪文等庇护下装病在天津住院。1979年4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② 共同市场,指西欧共同市场,即欧洲经济共同体。1958年1月西欧共同市场成立时,英国拒绝参加。后经过1961年8月、1967年5月两次申请,通过英国公民投票表决,于1973年1月成为西欧共同市场成员国。

③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准备在1976年元旦《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后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影响未能发表。

1975年10月8日

出席周兴①的追悼会。在周兴住院期间,曾到医院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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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兴,1975年10月3日逝世,终年70岁。逝世前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云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5年10月10日

内容同胡乔木谈话,听取为华国锋起草的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稿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等问题的汇报。

△ 上午,会见韩丁①率领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指导委员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和农村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一直注意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包括人口发展。现在我们提倡节制生育,但对于少数民族,我们还是鼓励他们增加人口。他们人数少,占的地方大,需要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和经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农、林、牧、副、渔,还要搞工业。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收入,才能适应农业机械化的需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只知道种粮食、搞副业是不够的。在回答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时指出:我们是积极评价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这一行动的。他这个人是一个最大的反共派,是搞了几十年反共的专家。在你们美国看来,他是一个最大的右派。但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他还有一点政治远见。他能够下决心,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你们美国还没有其他人能像他这样。尼克松来访,我们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就比较方便了。这是好事。现在阻碍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我们告诉美国政府,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有三条:第一废除美蒋条约;第二撤军,把四千美军统统撤掉;第三同台湾断交。实现了这三条,中美两国就可以建交。在谈到中国是如何确立自己的外交政策时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由具体情况、具体问题所决定的。我们不采取那种近视的态度来观察问题。从我们对几个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你们可以看出,我们对事情的处理不是轻率的、没有章法的。可以说,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冷静地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的。

△ 下午,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出席临时代办李宰弼为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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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丁,美国农业专家。当时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

1975年10月上旬

阅中共中央《关于省、市、区原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原副部长以上干部审查结论审批问题的请示》,作出批示:“印中央讨论文件”。

1975年10月11日

上午,会见赛勒斯·万斯①为团长、阿瑟·罗森②为副团长的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上海公报签订以后,确实我们的关系有了发展,除了贸易还有一些文化交流,但从上海公报签订后的前进步伐来看,进展是不大的。在谈到日美安全条约③时指出: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在外国建立自己的基地。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尊重现实,日本和美国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我们理解。这些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的。在谈到美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说:我们劝你们美国同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不要对抗,要采取对话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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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赛勒斯·万斯,当时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

② 阿瑟·罗森,当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③ 日美安全条约,1951年9月美国同日本在旧金山签订。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1960年6月为《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所代替。1970年6月《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原定期满后,又宣布无限期延长。

1975年10月12日

上午,前往机场欢迎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

1975年10月13日

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重新发表刘伯承同志的〈回顾长征〉一文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我看可以发表,改了几处,请剑英、春桥、文元同志再酌。”《回顾长征》曾于一九五九年在《八一》杂志上发表,本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

△ 刘冰等再次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谢静宜①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此信由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即转交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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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

1975年10月14日

审阅第三机械工业部《关于对调整部分职工工资意见的报告》,作出批示:“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印送政治局各同志参阅。”

△ 对《人民来信摘报》反映的孙新世认为没有查出她的姐姐孙维世①参与特务活动的证据,要求开追悼会给予彻底平反一事,作出批示:“此事请吴庆彤同志查明处理。如孙无问题,可将骨灰放到八宝山,不必搞正式追悼会,有亲友参加即可。”一九七七年六月,孙维世冤案得到平反。

△ 当面向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委员会负责人交代:刘善本②同志的骨灰盒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他的亲属子女要照顾好,空军党委要做一个决定发给部队。把平反昭雪工作抓紧,要快搞,不要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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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维世,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1968年3月,受“四人帮”迫害,被以“特嫌”罪名逮捕,同年10月在关押处死亡。

② 刘善本,原国民党军队空军上尉参谋,1946年6月驾机起义。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航校校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8年3月被迫害致死。

1975年10月15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 将胡乔木本月十三日报送的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政工简报》转报毛泽东。十六日,毛泽东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①、梁漱溟②。”

△ 审阅煤炭工业部本月十一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为张霖之③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应该恢复名誉。”并在《请示》提出的拟“举行一个骨灰安放仪式”和“家属还提出请邓副总理和苏振华同志参加”旁,分别批写“不登报”、“届时我有时间,一定参加。”二十八日,出席张霖之的骨灰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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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扬,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文艺黑线代表人物”。

② 梁漱溟,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③ 张霖之,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煤炭工业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1967年1月被造反派刑讯致死。

1975年10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有关领导听取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汇报。次日上午,在住处同邓颖超谈周恩来的治疗问题,并前往三0五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二十四日晚至次日晨,在三0五医院守候做手术的周恩来。

△ 审阅外交部《关于卫戍区在驻华使馆设置岗哨、外贸部在各地设置海关以及人员配备的情况》,作出批示:“建议由国锋同志负责同有关部门议一下,可否在使馆和海关服务的部队,改为专业队,逐步变为干部队,特别是海关,可服务到五六十岁。”

1975年10月18日

同意吴庆彤关于拟将冼星海①骨灰从苏联莫斯科一火葬场移回国内的报告。

△ 审改张春桥送上的新华社新闻稿《伟大的长征》。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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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冼星海,音乐家。1938年到延安,曾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生产大合唱》等著名歌曲。1940年5月到苏联工作,1945年10月在莫斯科逝世。

1975年10月19日

同意对外贸易部、外交部《关于拟向香港和大洋洲的外资石油公司销售原油的请示》报告。

1975年10月19日—22日

接待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并举行四次会谈,就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的准备工作、国际形势和战略、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磋商。二十日下午,在会谈中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根据我们理解,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如果策略上是多种多样的,那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战略的。你们强调的是灵活态度。如果我们要对自己作一个评价,我们的态度是从不僵硬。但我们认为,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我们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至于中国,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无求于人。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很怕苏联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二十一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和夫人。在二十二日下午的会谈中谈到福特访华公报时说:重点在政治方面,这次访问从政治上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贸易和人员、文化交往等方面继续前进。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是比较适当的。

1975年10月21日

致信毛泽东:“政治局近日会议,在讨论到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后的反映简报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此事由吴德同志主持进行。”“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一为主席和中央已经决定的李大章①同志,一为邓颖超同志。颖超同志任副委员长,是剑英、春桥、先念、东兴同志和我先商议并提到政治局会议的,大家都认为这样安排是恰当的。”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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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大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1975年10月22日

审阅外交部报送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方草案),并报毛泽东:“拟以此稿于今日下午或晚上提交对方,然后由乔外长①同基②讨论。”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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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外长,指乔冠华。

② 基,指基辛格。

1975年10月23日

根据毛泽东本月十九日的意见,主持召集有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六人会议,和李先念、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的批评。毛泽东批评道: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信为什么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经过初步讨论,会议一致表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并就如何贯彻提出两个方案:一、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其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不传达。毛泽东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先是党委常委扩大会,然后再逐步扩大到全体工军宣传队、各系革委会主任,之后再扩大到全校干部和全校师生员工。由吴德到清华大学说明情况,迟群主持会议。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就六人会议的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还在第一方案中“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线,并批示“对”。

1975年10月25日

将陈永贵转来的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邢燕子①等十二名知识青年代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转呈毛泽东,并写批语:“建议这封信全文或摘要在报上公布,以鼓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等在信中表示:参加会议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以后要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当天,邓小平将此件批转姚文元。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邢燕子等十二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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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燕子,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宝坻县大钟庄公社司家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1975年10月26日

审阅李先念转来的对外贸易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等《关于从西德引进部分武器样品、专利和成套设备的请示》报告,在转呈毛泽东审定时批写:“我们都想引进。”

1975年10月27日

审阅《关于召开政协第五届会议准备工作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印中央讨论文件。”

1975年10月28日

上午,会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①的特使法拉贾。在谈话中指出:从根本利益来说,阿拉伯世界归根到底要团结起来。国际局势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经过多少曲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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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当时还任也门民族阵线副总书记、武装力量最高司令。

1975年10月29日—11月1日

接待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并就国际及欧洲形势、欧美关系和德国统一等问题同施密特举行两次会谈。二十九日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欢迎宴会。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同联邦德国社会制度不同,对不少国际问题的立场和做法也不一致。但是,我们都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我们双方都不试图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对方,也不会彼此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因此,我们两国建交以来的短短三年中,在贸易、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三十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施密特一行。三十一日下午,在会谈中指出:我们总希望欧洲强大、统一,不只是经济上统一,将来在其他方面也能统一。中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支持德国统一。中德双边关系,我们认为发展是良好的,随着中国自己经济的发展,这个前景是宽广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交换意见。我们对国际局势并不担忧,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你们处于防御地位,我们也处于防御地位,最后胜利的是防御者,而不是进攻者。晚,出席中国和联邦德国海运协定、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签字仪式。随后,出席施密特举行的告别宴会。在会上再次表示:欧洲联合十分重要。欧洲各国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要求。

1975年10月31日

将胡乔木转来的周海婴①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转送毛泽东。周海婴在信中反映鲁迅书信出版、著作注释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同日,邓小平又指示汪东兴:“即照主席批示印发。”在一九七六年鲁迅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鲁迅书信集》问世。在一九八一年鲁迅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新的注释本出版。

△ 晚,致信毛泽东:“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一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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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海婴,鲁迅的儿子。当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处工作。

1975年10月

在中共中央任命贾启允①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叮嘱他到云南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反对派性,抓好领导班子的调整,团结、使用和依靠老干部。

△ 和全家从宽街迁居东交民巷十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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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启允,“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中国网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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